叶飞规规矩矩地坐到沙发上，一脸的凝重：“我是农村出来的，我很了解我们农村人的心态，大家见到领导一般情况下都会怕的要命，躲都躲不及呢？他们去上访，那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所以这些老百姓反映的问题基本上是真实的。我发现今天来上访的基本上都是反映政府的不作为、乱作为，这说明一个问题，我们的政府行为存在很大问题。”
李书记问：“你能说的具体一些吗？我们政府行为存在哪些问题？”
叶飞说：“我想最根本的一点是党委、政府的权力边界不清晰，在老百姓的眼里我们党委、政府什么都能管，什么都能干，这也是老百姓现在信访不信法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不但老百姓看不见党委政府的权力边界，我们党委、政府自己也看不到自己的权力边界，我想咱们随便问一名基层干部，哪些事情他可以管，哪些事情他不能管，可能他自己也说不清。这种权力边界不清晰造成部门不负责任的直接恶果，今天的上访户很多都是反映这个问题，有利益了哪个部门都想伸一手，捞些好处，没有利益了，全都躲的远远的，最终的结果是群众的利益受到了侵害。举个例子来说吧，比如一名个体工商户在门口堆了一批食品和烟酒批发，城管可以其门面装饰不规范为由罚款，烟草专卖局可以烟草不得批发为由罚款，经贸局可以违反酒类专卖为由罚款，工商局、食品卫生管理所、质量监督管理局都可以食品不合格为由罚款，这样一个工商个体户至少有6个部门同时可以管理他。假如这个工商个体户是普通的不良商户，经营的食品是有毒有害食品，那么这些部门可以直接罚到这个商户倒闭。但是我们把这个工商个体户的身份变一下，他有背景、有后台，虽然他依然是个不良商户，但如果顾客因此吃坏了肚子，却找不到可以管理的部门，各部门会彼此推脱，让受害者来回奔波，最后往往是不了了之。我想这就是政府部门权力边界不清晰造成的后果。”
李书记听到这里，深深地皱着眉头，他是从京城下派来的,虽然有一颗拳拳赤子心,但他对基层还真没有这么深的了解,叶飞见李书记脸色有些重,就不再说话，李书记说：“我听着呢，你接着说。”
叶飞看不出李书记是否同意自己的说法，但自己的说法明显影响了李书记的情绪，他就调整了一下状态，鼓起勇气继续说：“我觉得我们解决信访个案，是在治表，治表固然重要，但只能解决个案，却不能治里断根，如要治里断根，关键还是以问题为导向，建立长效机制，堵住管理漏洞，以免再发生类似问题，所以我认为建立管用的长效机制才是利国利民的大事，当然我不否认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李书记拿出一支笔，在纸上写下长效机制四个大字，想了一下又问：“你对那个别克扎里上访怎么看？”
叶飞在表达自己的意见过程中，一直暗中观察着李书记的表情，看他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知道他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认同了自己的观点，就暗自长舒了一口气，接着说：“其实我认为这件事反映的是另外的问题，首先是我们信访机制存在导向上的偏差，我们信访部门本身是要给群众提供一个反映诉求的平台，通过党委、政府迅速解决问题，这本是除法律途径以外的又一种解决问题的好办法，是司法裁判的补充，是一种更直接更迅速的诉求解决方式。但是随着信访工作的推进，信访解决问题与司法裁判存在越来越严重的交叉，许多涉法涉诉问题都是以信访的形式解决的。但是信访部门解决涉法涉诉问题，极易受领导意志所左右，缺乏公信力，也使司法裁判的威信受到挑战和伤害，可以这样说，无论领导解决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的结果是对是错，领导每解决一个案件，就会加深一次对司法裁判的伤害，长此以往还有谁会通过司法裁判解决问题，这是群众为什么信访不信法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我认为党对司法权的监督约束力不强，民间有很多这样的段子，如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兜里揣着避孕套；公检法司贿赂好,谁想告咱也白闹。还有大盖帽两头翘,哪里有酒哪里到，吃了喝了不算完,还说法制不健全，今天别克扎里来上访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这样的人也能当法官，这种败类审判的案子又怎么保证司法的公正性？又怎能赢得群众的认可？这也是导致群众信访不信法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我认为加强对司法权力的约束，保证司法权力公正，树立司法公信力，是我们当前要抓紧做好的一件大事。”
李书记听到这里站起来在房间里慢慢地踱步：“你是说解决信访个案是一个方面，最重要的是建立长效机制，从根源上预防发生这些问题。”
叶飞点点头，一脸的郑重：“建立长效机制，树立司法权威，让群众相信法律这是根本。”
“那么对这两起个案，你有什么看法？”
关于这两起个案，如何解决，叶飞其实也一直在考虑，心中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李书记问完，他又考虑了一会，说：“李书记您知道，我是法学专业毕业的，另外直到现在我都在天京报社做着特约记者，现在我成了一名秘书，这一阵我一直在自省，我发现我自身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看待问题尖锐而缺乏解决对策，研究问题有深度而缺乏宽度，解决问题硬搬法律法规，教条僵硬而缺乏变通，这是我的硬伤，没有几年的历练，我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叶飞停了一下，李书记并没有说话，像在等待他继续说，又像在想着什么。
的确，叶飞最近不断在自省自查，他想努力提高自已，使自已看待问题、解决问题能够客观、公正，过了一会，叶飞继续说道：“关于任跃进上访的第一个要求，是申请政府赔偿40万元。从法律的角度上来看，因为我国的国家赔偿法是1994年公布自1995年1月1日起才施行的，是没有溯及力的，所以从法律的角度上来是不赔的，可任跃进的上访问题并没有解决，这是法律的硬伤。从国家补偿的角度来说，政府已经为他补偿10万元，这个数目按当时的经济条件来说算得上一笔巨款，即使比照国家赔偿法也不会赔这么多，从当时的条件上说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再给他赔偿或补偿。任跃进的第二个请求是追究责任人的责任。信访局报送的资料显示当时案卷显示责任人共有4个，其中2名都已去世，在世的2人也已经退休，而且档案资料相当不完善，追查下去有很大难度。但是我认为再有难度也要追查，毕竟相关责任人太不负责了，一个人有多少个10年，这是赤裸裸的侵害他人人权，无论在职不在职都应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但是任跃进本人应该并不想追查责任人责任，他的主要目的是以此施压党委政府谋取利益，即使我们这次满足了他的第一个要求，赔了他40万，过上几年，他一定还会上访。
叶飞这样说着，李书记站起身来端起自己的茶杯，叶飞连忙接过去续上水递给李书记，李书记问：“这么说，即使我们这次给了他补偿，任跃进仍有上访的可能。”
叶飞有些口干舌燥，自己也倒了一杯水喝了几口，李书记看到眼里暗暗地点点头，这个小叶刚来时有点不自信，显得有些怯懦，他就想多留给他一些时间去适应这个环境，没想到这小子适应的这么快，更没想到他的想法和见解这么深，虽然叶飞讲的某些方面还不太成熟，但是这个刚刚进市委办的年青人能有这个见解，恐怕西凉在他这个年龄中再找不到第二个。
叶飞说：“是的，上次政府给他补贴了10万元，任跃进还写了保证书，结果不是一样还在上访吗，而且如果我们再次给他补偿，一定会给其他上访户形成导向效应，就是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 。如果我们依法追查责任人的责任，则可以树立法律的权威，并给他一个交待，给公众一个交待。”
李书记用手由上而下梳理了几遍头发，很有感触地说：“是啊，真是个难办的事。”
叶飞也不再说话，沉静了一会，李书记又问：你再谈谈别克扎里案件。
叶飞说：“别克扎里案件其实案情上非常简单，复杂的是人为干涉因素。因为强奸案件一般情况判3年以上10年以下，情节严重的可判处死刑。从案情上来看，别克扎里最少要判处8年以上，所以这里面一定有人运作，如果翻案定会牵扯出许多人，到时候您的压力会很大的。如果真要查，其实并不难，只要把受害人叫来问一下就行，这方面的线索会很多的”。
李书记站起来走了几步，他何尝不知道这个案件中牵扯到一些势力，搞不好会牵扯出地厅级领导干部，这个政治因素不得不考虑，但难道因为担心政治影响就视而不见么？这是自己做不到的，李书记紧攥着拳头，停下脚步，目光透过窗户看到远方，楼外广场一片和谐景象，有的市民们在悠闲地散步，有的小商贩在摆着地摊叫卖着，李书记望着窗外缓慢而坚定地说：“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绝不能让先烈的鲜血白流，绝不能让今天的幸福生活葬送在我们这一代，哪怕粉身碎骨！”他转过身，看着叶飞，目光无比坚毅。
随后两天两件个案的办理，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李书记给任跃进解决了两个问题：第一为他解决了低保问题。第二任跃进的孩子会开车，李书记给有关部门打了招呼，为任跃进的儿子找了一条往省里跑的线路指标，这样他也算是有个工作了，生活稳定下来再成个家也不难了。
何跃进是个心里藏不住事的人，这回收获到超过预期的收成，脸上露出笑容，连声说谢谢领导。
李书记说：“关于你提出赔偿40万元的赔偿要求。我们查了一下，按法律规定来说，1993年政府补偿了你10万元，我们按这一年的平均工资的20倍算，这一年平均工资是3450元，应该是6万9千元。这样算来，政府其实给你补偿的是多的了，所以你再要40万是没有依据的。”
何跃进又要激动，李书记说：“其实你也明白，政府为你儿子的那条线路如果没有个几万元是争取不来的，他靠那条线路每年收入最少得二三万吧，相当三四个人一年的工资，你认为怎么样？”
何跃进不作声。
李书记摆出一张纸递到何跃进面前：“如果同意，你就在这上面签字。”
叶飞扫了一眼，是一份不再上访的保证书，应该是信访局提供的。
何跃进看了看，思索了一下，说：“要不是您李书记，我一定不会签字，一定要告到京城去。”
李书记说：“我也没有强迫您签啊，你可以不签。”说完指示叶飞收回这份保证书。
何跃进赶紧牢牢摁住保证书，拿出笔在上面飞快地签了名，算是为自己的清白作了妥协。这件事就这样解决了。
送走何跃，李书记沉闷了一回，长叹一声：“我国的法治道路，真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说完将保证书递给叶飞，“通知信访局存档吧”，语气中带着几许无耐。
后来，叶飞得知，李书记是想通过法律途径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和白书记交流看法后，白书记是反对的，主要原因是事情过了这么多年，以现在手头上的证据根本查不出是谁在恶作剧的，追究当事人的责任难度太大，这只能是历史的错误。另外按照国家赔偿法来讲，这件事是国家赔偿法颁布之前发生的，国家赔偿法规定如果第三方有错误，国家不赔偿，所以从国家赔偿法的角度上来说国家根本就不可能赔偿，难怪有人称国家赔偿法又叫做国家不赔法，核心意思是能不赔就不赔，这也使得这一法律饱受国际社会的诟病的原因。
其实这种案件在那个年代并不是少见，不进行国家赔偿却可以进行国家补偿。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国家赔偿的前提是国家错了，国家补偿的前提是谁都没有错，国家从人道的意义上帮助，前者是纠错，后者是帮助，性质上有本质的不同。但对受害人来说，只要不注重政治意义上的平反，经济上完全能够得到补偿的。
叶飞了解到，李书记并没有和白书记探讨国家补偿这一措施，一方面正如叶飞所说，从救济途径来说已经完成了救济，再救济已经没有了依据，另一方面即使李书记同意再给他补40万，白书记却绝对不会同意，对西凉这个边远城市来说，40万算得上一笔不小的财富，如果真要是按他的要求补偿，一定会引起巨大的宣传效应，上访势头必将大幅增加，而且市里根本就没有这笔预算资金。这样李书记退一步求其次，动用个人权力，在交通上为任跃进谋一个出路。
别克扎里案件倒没有什么动静，不过叶飞已渐渐了解了李书记的做事风格，他是外圆内方，对自己掌管的领域他一向把握地很好，别克扎里案件表面上看死水一潭，没有什么动静，但叶飞感觉这丘平静的潭水下隐藏着巨大的能量，终有一天定会催生出巨大的漩涡，将这里搅的天翻地暗，鱼虾跳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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