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许望秋为《锄奸》忙碌时，就在电影界为中国电影未来该怎么走大打嘴仗之时，电影界又发生了一件引人瞩目的大事，第一届东瀛电影展在北平举办。
1978年10月26日，北平等城市上映了已被德间书店收购的大映公司佐藤纯弥导演的《追捕》、东宝公司熊井启导演的《望乡》和松竹公司藏原惟缮导演的《狐狸的故事》。三部电影上映后引发了巨大的关注，掀起了观影狂潮。
《望乡》也译为《山打根8番妓院》，娱乐性并不高，是一部揭露50年前，东瀛少女被贩卖到南洋为娼的辛酸史的电影。不过对封闭的国人而言，这就是一部带颜色的电影。
尽管《望乡》只是在北平和魔都等几个大城市上映，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人公开反对，说“上映这样的影片，社会上流氓不是更多了？”有人批判说这是一部“黄色电影”；甚至有人在大街上贴出大幅标语，要求禁止这部“黄色电影”。不过由于支持放映《望乡》的人不少，报刊等舆论导向也大多偏向正面，所以，《望乡》最终还是跟中国观众见面了，只不过是减掉了一部分暴露镜头。
《人民日报》专门发表文章《谈rb影片＜望乡＞》，表示：“绝大多数观众看了电影后，更加痛恨阿崎婆所处的那个黑暗残酷的社会。从二十世纪初到三十年代，东瀛不择手段积累资本，包括用贩卖妇女到南洋的血腥办法，以获得大批外汇，使它有条件挤进近代资本主义强国的行列。影片激起了观众对于被侮辱、被损害的劳动妇女的深切同情。多少人为阿崎婆不幸的一生落泪。就连阿崎那些被迫主动拉客的举动，观众也不会责备她轻薄，而只觉得她不幸和可怜。”
作家巴金也为《望乡》辩护，批判那些要求禁映《望乡》的死脑筋：“要说他们只能看删剪后的《望乡》，否则听到“卖淫”、“五块钱”这类字眼，就会——，这真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这是极其可悲的民族虚无主义！”
与偏文艺的《望乡》相比，《追捕》则是纯商业片。电影1976年在东瀛上映后没有获得什么特殊的反响，评价相当一般，甚至有不少评论家批评这部电影情节破绽百出、人物形象不合情理。不过这次在中国上映后却引发了巨大的轰动，引发了观影狂潮。
运动期间电影厂搞斗争没有生产故事片，直到197年才恢复拍故事片，四部电影《艳阳天》《青松岭》、《战洪图》、《火红的年代》非常轰动。在整个运动期间国内上映的电影主要有三类，一类是新闻简报，由北影厂隔壁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有点像后世的新闻联播，基本上都是太祖等会见外国领导人。
另一类是样板戏电影，包括《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在内的八大现代京剧样板戏。样板戏拍了很多版，最开始是舞台录象的黑白片，观众并不喜欢；后来拍了彩色版，还运用了电影镜头的处理手法，倒是受欢迎了不少。
还有就是纪录片，除了国庆典礼、党代会一类的外，比较多的是表现革命群众战天斗地的伟大精神，比如《红旗渠》；还有就是西哈努克亲王在中国各地参观游览的纪录片。不夸张的说，在运动时期西哈努克亲王是中国银幕上的绝对男一号，带领观众游览了中国的大好河山。女一号则是西哈努克亲王的老婆莫尼克公主。运动时期中国银幕流行铁姑娘，看上去比较土，而莫尼克是美人，又带有异域风情，自然成为无数男人的梦中情人。
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运动十多年来没看过什么好电影，文化生活极度匮乏。当兵三年，老母猪赛貂蝉。在文化上饥渴了十年的观众看到《追捕》这样的娱乐片，引发的轰动可想而知。警匪、追逐、爱情、脱逃、阴谋等商业元素融合在一起，让中国观众大开眼界，一个个就跟见了羊羔的狼，被刺激得嗷嗷直叫。
《追捕》颠覆了东瀛人在中国观众心中的形象，过去大家对东瀛人的印象主要来自于《地道战》《地雷战》之类电影，万万想不到银幕上那些被武工队玩得团团转的、蠢笨的东瀛鬼子摇身一变，竟成了追求正义和真相的化身。奶油小生迅速被抛弃，面容刚毅的高仓健成为年轻姑娘心中的偶像；而留外表清纯，内心如火的真由美则成为无数男性的梦中情人。
《追捕》红遍大江南北，对中国青年的爱情观、审美观都产生了很大的撞击，成为街谈巷议的焦点。以至于甚至多年以后，很多人开玩笑都还带有《追捕》台词的痕迹，什么不要朝两边看、多么蓝的天呀，什么神经病跟横路径二似的。
许望秋对《望乡》和《追捕》兴趣不大，也没觉得有多好；不过他对《追捕》的出品公司大映株式会倒是很感兴趣，主要是对大映公司的老板德间康快感兴趣。
作为东影厂子弟，许望秋对战争片有特别的偏好。哪怕他因此死过一回，最想拍的电影还是战争片，想拍各种战争片，古代的、现代的、未来的。没办法，许望秋从小烟火中长大，对战争片的热爱刻进骨头里，烙印在灵魂中。
战争片是一种特别花钱的类型电影，成本比其他很多类型的电影要贵。因为拍战争片需要做大量的服装，需要消耗大量的枪支弹药。如果是古装题材的战争片，需要搭建外景，需要制作武器盔甲，成本就更高了。
在正常情况下，电影成本高，只要票房好，根本不是问题。然而这最简单的逻辑在这个时代的中国却行不通，因为在199年前中国电影是统购统销，由中影公司统一收购。最开始是中影公司以70万的价格买断，后来涨到90万，最后变成按拷贝结算。
拿秀影厂92年的电影《》来说，票房高达1亿，刷新了中国电影的票房记录；但秀影厂却只分到了500多万，去掉成本最终赚了400万。
一部成本10万的电影，票房1亿，但制片方只赚了400万，这是何等的不公平，然而这就是现实。假设《》成本是600万，那么秀影厂不但赚不到，还会亏几十万。一部电影票房1亿多，成本600万就会亏损，这就是中国电影的现实。
正因为分账方式极度不合理，再加上电影成本逐年上升，导致电影回本越来越困难，到了80年代后期国内几家电影厂都陷入了困境。拿1990年来说，中国电影观影人次162亿，票房222亿元，如果按照正常的方式分账，电影厂日子会过得很舒服，但由于分账方式极度不合理，电影厂全部亏损，北影厂甚至连供暖费都交不上。
很多人提到国企总说国企是垃圾，国企只会吸血，许望秋不知道其他国企的情况，对此不好评价，但电影厂肯定不是，电影厂是被吸血的对象。
许望秋想拍战争片，想拍大片，但这些电影成本高，回本非常困难，电影厂不敢投，也不可能投。在这种情况下，许望秋的唯一出路是搞合拍片，打通海外环节，把电影卖到海外，从而确保电影回本。
在许望秋看来，德间康快无疑是很好的合作者。德间康快是日共成员，是东瀛大阪《读卖新闻》社记者。战后因为“清共运动”，被报社开除。1954年德间康快创办德间书店，在他的努力经营下，德间书店发展迅速，很快成为东瀛最大的出版社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德间康快积极奔走于中日之间，受到总/理亲切接见，为两国邦交正常化做出不懈努力。他跟中国电影人关系良好，是80年代将中国电影推向国际的三位国际友人之一，还投资拍摄过《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敦煌》，以及《菊豆》等着名影片。
和德间康快合作还有个好处，作为对华友好人士，德间康快和中央领导关系很好；他投资的电影国家比较重视，跟他合作的话，范剑一家想找许望秋电影的麻烦也会有所顾忌，至少不敢明目张胆的找麻烦。
许望秋记得德间康快与中国合作的第一部电影是《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第一部合拍片。这部电影是由德间与北影厂联合拍摄，发行于1982年。该片以围棋为纽带，讲述了两个围棋世家三十年的沧桑变故，是一部反东瀛题材的影片。
许望秋记得《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是79年年中的时候发表在《电影文学》上，年底赵单访日的时候将剧本带到东瀛，并倡议由双方合拍，得到东瀛同行的积极响应。经过中日双方多位编剧修改，又经过夏演润笔，最终在1982年年初开机。
许望秋本来就打算邀请赵单演《锄奸》，那么在拍摄间隙，把《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剧本交给赵单，等到赵单去东瀛访问，就可以顺利搭上德间康快这条线了。
其实许望秋自己写剧本也不是不可以，但他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决定用《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他用三天的时间将《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剧本写好，寄给了人民文学杂志社。
时间很快进入11月，《电影艺术》编辑部座谈会的日子到来。
在这个时代，开座谈会是特别普遍的现象。不管是小说、戏剧，还是电影，又或者其他的，只要有争议，那么就会有人邀请双方，让大家坐下谈一谈，相互进行沟通。
现在中国电影圈划分为特别明显的两个阵营，一派支持蒙太奇，一派支持长镜头；一派坚决反对戏剧化；而一派认为电影和戏剧不应该分家；一派认为电影应该满足观众的需求；一派认为电影应该追求作者性；双方为此争得不可开交，谁也无法说服对方。
北电的座谈会在这种氛围下应运而生的，目的就是让双方有效沟通，为中国电影的发展指明方向，为中国电影找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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