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期经历
温福的早期经历展现了他从一名翻译举人成长为清廷重要官员的过程。雍正六年（1728年），温福因其出色的翻译才能被授予兵部笔帖式的职务，这标志着他正式进入清朝的官僚体系。这个时期，他主要负责的是满文和汉文之间的翻译工作，为满汉文化的交流起到了桥梁作用。
雍正九年（1731年），温福的职业生涯迎来了第一次重大转变，他被派往北路军营，随同抚远大将军、平郡王福彭一同办理军务。这次的经历不仅让温福积累了宝贵的军事经验，也为他后来的军事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军营期间，他积极参与各项军事活动，展现出了非凡的组织能力和领导才能。
到了雍正十二年（1734年），随着北路军事行动的结束，温福回到了北京，继续在中央政府服务。在此之后，温福的职业生涯进入了快速上升期。乾隆五年（1740年），他被任命为兵部主事，进一步深入到军事管理和决策之中。三年后，即乾隆八年（1743年），温福升任兵部员外郎，并开始在军机处行走，这意味着他已经成为了皇帝身边的近臣之一。
随着时间的推移，温福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乾隆十年（1745年），他转任吏部郎中，负责官员的选拔与考核。紧接着在乾隆十一年（1746年），他又被调任为户部银库郎中，并在同年年底被提拔为湖南布政使，这是他首次担任省级高级官员，意味着他已经开始涉足更广泛的行政管理工作。
然而，温福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乾隆十四年（1749年），他改任贵州布政使，但在乾隆十九年（1754年），由于处理平远州（今贵州织金）百姓陈新序哄堂一案时过于草率，导致他被罢官，并被发配戍守乌里雅苏台。
二、平定大小和卓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温福的职业生涯迎来了一个新的高峰。这一年，他被任命为内阁侍读学士，并被派遣到定边将军营中处理军务。到了四月份，温福正式被授予内阁侍读学士的职务，这意味着他在朝廷中的地位得到了实质性的提升。同年，他跟随定边将军兆惠，参与了讨伐霍集占的军事行动。在这次战役中，温福身先士卒，亲自上阵，在叶尔羌地区与敌军交锋时，不幸被枪弹击中颧骨，英勇负伤。尽管受伤，但他仍然坚持战斗，展现了非凡的勇气和毅力。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由于在平定回部叛乱中的杰出表现，温福被擢升为内阁学士。这次平叛不仅巩固了清廷在西域地区的统治地位，也为温福赢得了崇高的荣誉。他的军功得到了朝廷的高度认可，被记入了六级纪录，并加记九次功绩，彰显了他在军事上的卓越贡献。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温福结束了在外的征战生活，返回京城，被授予镶红旗汉军副都统的职务。这一职务不仅是对他过去战绩的认可，同时也意味着他在军队中的地位更加稳固。接下来的几年里，温福继续在不同的岗位上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他担任仓场侍郎，负责粮食储备与分配等事务，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贡献。次年，即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温福因其卓越的表现，被赏赐了云骑尉的世职，这是对他忠诚与贡献的一种肯定。
到了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温福被任命为福建巡抚，这标志着他从军事领域转向了地方治理。在这个新的岗位上，他需要面对的挑战更多元化，不仅要处理政务，还要关注民生和社会稳定。在任期间，他努力改善当地的社会经济状况，赢得了民众的好评。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温福的职业生涯再次迎来转折点。这一年，他被任命为吏部侍郎，并继续在军机处行走，显示了他在国家政治决策中的重要地位。同年七月，他出任理藩院尚书，并暂时代理工部尚书的职责。八月，他还兼任了正黄旗蒙古都统。
三、征伐大小金川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清廷决定征讨大小金川，以平定当地的叛乱。温福被任命为定边右副将军，负责指挥此次军事行动，桂林则作为辅佐一同参与。根据计划，温福将从汶川出发，走西路，而桂林则从打箭炉（今四川康定）出发，走南路。此时，小金川的头人泽旺的儿子僧格桑为了对抗清军，向大金川的头人索诺木请求援助，后者秘密派遣部队支持小金川。乾隆帝命令温福首先对付小金川，并指示不要公开指责大金川。
温福抵达打箭炉后，迅速展开军事部署，分兵三路进攻。他本人率部穿越巴朗拉（今巴朗山），提督董天弼则从甲金达（今夹金山）出发，前往援助达木巴宗（今金川县达维镇），而总督阿尔泰则负责直接攻击僧格桑的势力。经过激烈的战斗，温福在巴朗拉与敌军交战三昼夜，最终迫使敌军撤退。
进入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温福继续推进攻势，成功夺取了达木巴宗。接着，他指挥部队进攻斯底叶安（今金川县四大安村），并分兵两路夹击，一路向别斯满方向进军，另一路则向玛尔瓦尔济挺进。通过这种双管齐下的战术，清军接连攻克了资哩、东玛等地，并进一步占领了路顶宗及喀木色尔。在后续的战斗中，温福率军继续前进，攻下了博尔根山梁，并攻克了得玛觉乌寨落，进而向公雅山发动攻击。
随着战事的发展，温福的军事才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展现。到了同年十二月，他被正式授予定边将军的职务，并指定阿桂和丰升额作为副手，协助其作战。随着战斗的深入，清军逐渐逼近了泽旺的居所底木达。在强大的攻势面前，泽旺无力抵抗，最终被俘虏，并被送往京师接受审判，最终在公开场合被执行死刑。而僧格桑则趁乱逃往了大金川。
为了应对大金川可能的反击，温福向乾隆帝提出了详细的作战方案，总结了以往征讨金川的经验教训，并提出了具体的进军路线。他建议通过卡撒正路和俄坡一路分别作为主攻和侧翼支援，其余各路则分兵进行牵制，确保敌军无法同时应对多方面的压力。按照这一战略部署，温福从功噶尔拉方向进军，阿桂则从当噶尔拉方向出击，而丰升额则选择从绰斯甲布方向进入战场。
四、木果木之战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春，温福率领的大军抵达功噶尔拉，但因敌军占据险要之地，使得清军难以推进。于是，温福决定改变战术，转而攻打昔岭（今四川小金县西北），并将部队驻扎在木果木（今金川县卡撒乡）。与此同时，他命令提督董天弼带领部分兵力屯驻在底木达（今小金县抚边乡）。
然而，温福的性格固执，不愿听取他人意见，固守旧有的战术，即以修建碉卡的方式来攻破敌人的防御。他沿用了前人讷亲、张广泗的方法，大量修筑碉卡，试图以此来压制敌人。这种战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巩固防线，但也导致了兵力分散，每个碉卡中的士兵数量有限，难以形成有效的整体战斗力。而且，由于频繁的攻碉行动，造成了大量的士兵伤亡，使得士气低落，军心动摇。
在这样的背景下，温福并没有采取积极措施来鼓舞士气，反而每日饮酒作乐，显得与前线将士的生活状态形成鲜明对比。参赞伍岱对此感到忧虑，私下感叹：“焉有为帅若此，而能制胜者？”并秘密向朝廷汇报了这一情况。得知此事后，温福上书弹劾伍岱，试图转移视线。乾隆帝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命令丰升额及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进行审理。温福再次上书称色布腾巴勒珠尔与其结党陷害，导致乾隆帝最终罢免了伍岱的官职，并下令将色布腾巴勒珠尔押送至热河行在，伍岱也因此被贬谪戍守伊犁。
就在这样的内斗中，外部形势愈发严峻。索诺木暗中唆使小金川的头人煽动已投降的部落再次叛乱。由于清军长时间未能取得进展，这些部落纷纷响应号召，先是对底木达发动了攻击，导致董天弼战死。接着，他们劫掠了清军的粮台，并秘密袭击了木果木。
温福在木果木驻扎期间，并没有严密防守山后的要害位置。敌军利用这一点，突然袭击了清军的大营，夺取了炮局，并切断了水源供给。当时，大营内还有万余名士兵和数千名运粮人员，他们争先恐后地想要进入大营寻求庇护，但温福却关闭了营门，拒绝接纳他们。最终，在敌军猛烈的炮火攻击下，营门被炸毁，如同堤坝决口般的声音响彻云霄，导致军心大乱。敌军趁势从四面八方涌入，温福在混战中中枪身亡，而其他各碉卡的士兵见势不妙纷纷逃离，导致了整个战场的彻底溃败。参赞海兰察闻讯赶来支援，但只能带着残部从小路撤退，最终导致了小金川的失陷。
五、追夺世职
乾隆帝初闻温福在木果木之战中战死的消息后，出于对一位忠诚将领的敬意，决定追赠他为一等伯爵，世袭罔替，并赏赐两千两白银用于治丧，同时还将其名字列入昭忠祠，以表彰其为国捐躯的精神。这一系列举措表明了乾隆帝对温福英勇行为的肯定与尊重。
然而，随着更多关于木果木之战及其前后经过的细节浮出水面，温福在军事指挥和个人品行上的问题逐渐引起了朝廷的关注。刘秉恬、海兰察以及富勒浑等多位官员相继上疏，揭露了温福在指挥作战过程中存在的严重失误以及个人道德上的缺失。他们指出，温福在战场上刚愎自用，不听劝谏，导致了不必要的伤亡和最终的惨败。此外，温福在战时的生活态度和对待下属的方式也受到了批评，被认为不符合一位优秀将领应有的品质。
基于这些上疏的内容，乾隆帝重新审视了温福的事迹，并意识到最初的评价可能过于宽宏。因此，乾隆帝决定撤销之前授予温福的一等伯爵称号，改为授予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职，以此来表达对温福实际表现的重新评估。这一决定虽然仍保留了一定的荣誉，但相比起最初的一等伯爵，显然是对温福功过的重新认定。
到了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随着对温福的评价进一步深入，乾隆帝最终决定撤销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职。
结语
温福的一生，从一个成功的军事官员到最终因个人性格缺陷而导致的悲剧性结局，反映了那个时代对于领导能力的要求以及个人品德的重要性。尽管他在早期有着辉煌的成就，但最终未能克服自身的局限，留下了令人惋惜的历史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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