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官途
爱新觉罗·伊里布的早年官途始于嘉庆六年（1801年），这一年他通过科举考试中进士，被授予国子监学正的职务。这个起点对于一个有抱负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是踏入官场的良好开端。国子监学正是一个教育机构中的职位，这意味着伊里布在早期便有机会接触和培养未来的官员，这对他的职业生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不久之后，伊里布被派往云南府南关担任通判。在这个职位上，他不仅展现了出色的行政才能，还能够与当地的土司维持良好的关系。这种能力和当地民族领袖的良好互动，对于一位在边疆地区任职的官员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这有助于稳定地方秩序，促进民族团结。因此，他受到了当时云贵总督伯麟的赏识和推荐，这是对他工作能力和态度的认可。
道光元年（1821年），伊里布跟随云贵总督庆保参与了对永北少数民族叛乱的镇压。在这次行动中，他表现出色，立下了功劳，被任命为永昌知府的代理。这一经历不仅提升了他在官场的地位，也展示了他在处理紧急情况下的应变能力和领导力。随后，他被正式任命为安徽太平府知府，这是对他之前表现的高度认可。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伊里布继续在不同的职位上任职，包括山西冀宁道台、浙江按察使、湖北及浙江布政使等。这些职位涉及司法、财政等多个领域，丰富了他的行政经验和知识结构。特别是他在浙江按察使任上的表现，进一步巩固了他在官场中的地位。
道光五年（1825年），伊里布升任陕西巡抚，这标志着他从省级以下的官员晋升到了更高层次的行政职位。陕西作为中原的一个重要省份，治理起来颇具挑战性。伊里布在任期间，以其清廉公正的形象赢得了百姓的尊重和支持。他不仅注重治理，还关注民生，这使他在地方官中脱颖而出。
随后，他又先后调任山东和云南巡抚。在这些地方，伊里布依然保持着清廉的作风，赢得了广泛的好评。他的治理理念和实践为他赢得了更高的声誉，也为他日后晋升到更高职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道光十三年（1833年），伊里布被提升为云贵总督，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标志着他已经成为清朝的核心官员之一。作为总督，他需要处理更为复杂的事务，不仅要维持地方的治安，还要处理与周边民族的关系，这对于维护边疆稳定至关重要。
道光十八年（1838年），伊里布被授予协办大学士的头衔，这是对他多年勤勉工作的肯定。次年，他被调任为两江总督
二、防卫英夷
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军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六月七日，英军占领了定海，这一事件震惊了清朝朝廷。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因为定海失守，处理不当而被革职。在这种情况下，道光帝于同年七月任命伊里布为钦差大臣，前往浙江筹办进剿英军。
伊里布抵达浙江后，面对英军的强大火力和技术优势，他感到十分棘手。在上奏中，他表达了对英军实力的担忧，认为英军的船只庞大坚固，火炮威力巨大，要击败他们并非易事。他认为，如果没有足够的兵力集中作战，将难以取得胜利。这一观点反映了他对当时英军实力的清醒认识。
抵达宁波后，伊里布并未立即采取实质性的军事行动。相反，他主张建造船只和火炮，并请求调动闽粤两省的水师支援。这一策略实际上是拖延战术，目的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来准备防御措施。然而，事实上，这些举措并没有实质性地改变战场态势，也没有帮助收复定海。
与此同时，定海的民众自发组织起来对抗英军。他们在六、七月间成功捉获了几名汉奸和印度雇佣兵，显示了民间的力量和反抗精神。这些行动虽然规模不大，但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士气。
七月中旬，英军指挥官懿律率舰队北上白河，向清政府递交照会，提出了赔款、割地和鸦片合法化的要求。道光帝随即命令直隶总督琦善在天津大沽口与英军会谈。在这种背景下，伊里布向道光帝上奏，建议浙江方面不要轻举妄动，以免与英方在天津的交涉产生矛盾。他提议，如果英方提交文件，应该代为呈递给朝廷，以求“有征无战，永靖海疆”。
在此期间，定海义民包祖才兄弟诱捕了一名英军军官，并将其送至宁波。八月下旬，英军的一艘大船和两艘舢板船闯入慈溪、余姚、上虞、会稽境内，遭到当地军民的袭击，多名英军被捕。伊里布对这些俘虏给予了优待，试图以此缓和与英军的关系，并阻止进一步的进攻。
天津会谈后，道光帝指示伊里布，如果英军船只仅是路过或停泊在外洋，则不应主动攻击。对此，伊里布回应说，英军船只即将返回广东，接受调查，因此浙江方面不应轻易出击，以免事态扩大。他认为，对待外国势力的最佳策略是展示诚意，通过和平手段逐步使其撤退。为此，他建议释放俘虏作为交换条件，促使英军交还定海并撤退兵船。
三、妥协退让
道光二十年（1840年），随着英军在定海的持续占领，伊里布作为钦差大臣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九月初，英军指挥官懿律从天津回到定海，并在九月六日致函要求释放英军俘虏，但对归还定海一事只字未提。次日，义律带着马儒翰来到镇海海滨，与伊里布、福建提督余步云、浙江提督祝廷彪在东岳宫进行了谈判。在宴席上，衢州守备周光壁对英军军官的傲慢态度感到愤怒，甚至想要将其斩杀，但被伊里布制止。
在谈判中，义律明确要求释放俘虏，并表示将在俘虏释放后再商讨归还定海的问题。面对英军的压力，伊里布选择了妥协，向道光帝提出所谓的“权宜之计”，即即便英军只撤走一半兵力，也要考虑释放他们的俘虏，以求迅速结束事态。这一做法显示出他在面对强敌时的软弱和妥协倾向。
当时，林则徐曾秘密建议道光帝，可以派遣士兵伪装成乡民或训练乡民成为壮勇，以期在适当时机发起反击，歼灭进犯的英军。道光帝要求伊里布查明情况并详细上奏。然而，伊里布认为，如果人数太少无法对抗英军，人数太多又会引起英军的怀疑，因此认为林则徐的建议不可行。
十月一日，伊里布派家丁张喜，以六品顶戴的身份，率领人员并携带鸡鸭牛羊前往定海犒赏懿律，并告知对方林则徐已被革职，两国即将罢兵修好。同时，他还接受了英军赠送的大呢、哗叽、洋布、千里镜等物品。十三日，伊里布擅自与懿律签订了浙江停战协定，同意英军继续占领舟山及其附近的小岛。
十九日，义律和马儒翰带领三千人前往广东，但仍留下三千人驻守定海。此时，定海镇总兵葛云飞请求乘机收复定海，但遭到伊里布的拒绝。不仅如此，伊里布还向道光帝奏称英军言行“甚为切实”，不会违约，并建议撤减浙江的防兵。他下令将安徽、福建调来的客兵全部撤回，并大量裁撤浙江本省的防兵，共撤防兵五千六百人，同时解散了水勇和乡勇，这一举动引发了浙江人民的强烈不满。
十月二十三日，镇海的士绅、渔民、船户和商人聚集一千余人，前往伊里布的住处请愿示威，反对撤兵妥协，并要求驻军坚持抵抗，保护人民的安全。然而，伊里布不顾民众的反对，坚持妥协政策，并与广东的琦善相互勾结，频繁通信，鼓吹失败主义论调。
十一月二十一日，琦善报告广东会谈的情况，义律提出必须另划一处给英军才能退还定海，这引起了道光帝的不满。道光帝命令伊里布全力围剿英军，不得示弱。然而，伊里布依然拖延观望，畏敌不前，反而向道光帝奏称“制夷之策，在严守不在力战”。
道光帝再次谕令伊里布，强调兵贵神速，务必一鼓作气消灭英军，否则将严厉问责。但即使如此，伊里布仍然按兵不动。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一月三日，琦善擅自与义律签订《穿鼻草约》。伊里布在得知消息后，继续为琦善的行为辩护，并声称江、浙两省的军队大多无能怯战，想要进剿必须依靠精锐之师。他的言论被道光帝斥责，并改命江苏巡抚裕谦为钦差大臣赴浙进剿，令伊里布回任两江总督。
闰三月，伊里布被召回京城听候谕旨，两江总督一职由裕谦接任。四月，伊里布被押解至京城接受审讯。六月，朝廷下令 交 大臣商议定罪。不久，伊里布被革职，并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以示惩儆。
四、签约病死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随着英军的持续进逼，清朝政府意识到议和可能是唯一的选择。一月，英军发出照会，要求道光帝派伊里布前去议和。浙江巡抚刘韵珂鉴于伊里布为英军所认可，上奏请求派遣伊里布前往浙江军营效力，以阻止英军进一步侵犯内地。这一消息在浙江军民中引起了极大的不满，人们议论纷纷，认为重新起用伊里布是对侵略者的妥协。
然而，道光帝已决定向英军妥协求和，于是赏给伊里布七品衔，并命令耆英将伊里布带到浙江差遣。同时，命令奕经设法与英国交涉，以防止英军进一步蹂躏地方。四月初二日，伊里布抵达杭州后，与爱新觉罗·奕经、刘韵珂联手，力主“抚夷”政策，希望通过缓和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他直接与英军进行书信往来，表示愿意奏请皇帝重新制定章程，这一态度得到了耆英等人的赏识，伊里布因此成为了决策过程中的重要人物。
五月，道光帝赏给伊里布四品顶戴，并任命他为乍浦副都统。在得到道光帝“相机办理，不必强攻”的密旨后，耆英授意伊里布加快与英军的谈判进程。伊里布急忙调来家丁张喜，希望通过他与英军讨价还价，加快投降的步伐。然而，英军并未因这些举措而停止进攻的步伐。
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耆英和伊里布代表清朝政府，在下关江面的英舰上与英军统帅璞鼎查签订了《南京条约》。这一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对国家主权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同年九月，道光帝任命伊里布为钦差大臣兼广州将军，赴广东办理中英交涉事宜。十一月六日，广州爆发了焚烧夷楼事件，道光帝立即下令镇压群众的反抗斗争，强调英国刚被安抚，边境不能再起战端。他命令伊里布务必使英国人信服，避免给他们提供任何借口。
当时，广东的反侵略斗争日益高涨，爱国士绅和民众纷纷组织人民武装进行操练，自发地进行反侵略斗争。伊里布到任后，采取了多种措施压制人民的反抗情绪，包括遣散壮勇，并逮捕了爱国知识分子钱江、何大庚入狱。这些举措激起了更大的反抗浪潮。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二月初四日，伊里布在广州人民反侵略、反投降的高潮中，因惊忧过度而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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