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坎坷早年
彭玉麟，晚清名将，出生于1817年1月30日，即嘉庆二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他生于安徽安庆府怀宁县三桥镇，父亲彭鸣九时任当地巡检。彭玉麟的祖籍为湖南省衡州府衡阳县查江，家族在明代洪熙年间因先人彭显明在衡州任职而迁居于此。
彭玉麟早年的经历颇为坎坷。道光十年（1830年），他在家读书；次年，即道光十一年（1831年），时年十六岁的彭玉麟随同父母返回湖南衡阳老家，处理祖母胡氏的丧事。同年，他进入位于衡州府城的石鼓书院学习。不幸的是，由于父亲彭鸣九长期在外任职，家中田产遭到亲族及地方势力侵占。这一变故加上其他压力，导致彭鸣九于道光十三年（1833年）因病去世。此时，年轻的彭玉麟才十八岁，面对家庭困境和外界的压力，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免受欺凌，遵照母亲王氏的建议，选择暂时隐居于石鼓书院，并开始游学各地寻求出路。期间，他曾加入衡州协标营担任司书一职，依靠微薄的军饷维持生计。
直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彭玉麟的人生迎来了转折点。那一年，衡州知府高人鉴偶然间读到了彭玉麟的文章，对其才华大加赞赏，并邀请他到府中进一步深造。随后，在1843年，彭玉麟正式获得了诸生的身份，这标志着他在科举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不久之后，他还受到了学使陈坛的认可与支持，被补充为附学生员，并再次回到了衡州协标服役。
二、诸生从戎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湖南地区爆发了一场由新宁人李沅发领导的起义，这场动乱迅速蔓延到了湖南、广西等地。面对这一局势，次年的1850年二月，时年三十五岁的彭玉麟作为衡州协标兵的一员被派遣前往镇压叛军。他随军渡过湖南靖州神滩，穿越黄罴岭，一路挺进至藕团和贵州黎平牙屯堡，并在下温与起义军交战取得了胜利。随后，在四月份抵达金峰岭后，彭玉麟率领部队成功生擒了起义领袖李沅发。尽管彭玉麟是文官出身，但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展现出了非凡的指挥才能和勇气，赢得了上级官员的高度赞赏。
战后，鉴于他在战场上的出色表现，彭玉麟被授予“临武营外委”的职位，并获赐蓝翎以示嘉奖。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彭玉麟拒绝了这些荣誉及物质奖励，选择前往耒阳朋友经营的一家当铺工作，担任管账先生。这显示了他淡泊名利的一面，以及对个人志向追求的坚定态度。
咸丰二年（1852年）春天，彭玉麟获得了博士弟子员的身份，继续替人管理质库，居住在耒阳南关外。同年，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太平军进攻长沙并向耒阳逼近。面对威胁，彭玉麟果断地变卖了自己的所有财产，用所得资金帮助当地县令招募士兵进行防御准备。由于耒阳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太平军最终放弃了对该城的攻击。事后，彭玉麟并没有要求官方给予任何表彰或补偿，仅仅请求归还之前借出的资金用于抵抗。这一行为让他的名声更加显赫，成为了人们口中的佳话。
同年七月，彭玉麟返回衡阳老家。八月间，其母王氏不幸去世，这对彭玉麟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就在这一年里，湘军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曾国藩得知了彭玉麟的事迹后，对其十分钦佩，极力邀请彭加入自己正在组建的新式军队——湘军。经过考虑之后，彭玉麟同意了曾国藩的邀请，并与之合作共同创立了湘军水师。他们不仅采购了先进的洋炮装备，还着手建造大型战船，并制定了详细的训练制度和作战章程
三、湘水扬波
咸丰四年（1854年），湘军在衡州的船厂竣工，标志着其水师力量初步成型。此时，湘军拥有五千名湘勇，并被编为十个营，其中湘潭驻有四营，由褚汝航、夏銮等人领导；而衡州则驻扎了六营，以彭玉麟、杨岳斌等人为首。在这支新成立的水师中，除了彭玉麟之外，其余各营多由武官统领，但他们在奏报事务时都需依赖彭玉麟，因此彭玉麟实际上成为了水师的核心领导人，并且对初期制度建设贡献良多。
同年，曾国藩发布了《讨粤匪檄》，号召并组织湘军北上对抗太平天国。这支军队包括了一万七千余人的水陆两军，从衡州出发。然而，太平军石祥祯部却在此期间击败了曾国藩所率湘军，并重新占领岳州，迫使湘军水师撤回长沙。与此同时，太平军林绍璋部攻占湘潭，威胁到了长沙的安全。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曾国藩召集诸位将领商议对策，最终决定采纳彭玉麟的建议，即集中兵力攻打湘潭。
按照彭玉麟的战略部署，曾国藩派遣褚汝航率领五营水师前往湘潭支援塔齐布指挥下的陆军。不幸的是，在执行这一计划时，曾国藩亲自带领四十艘战船和八百名士兵以及当地民团攻击靖港的太平军，结果遭遇惨败，曾国藩甚至因羞愧欲投水自尽，幸得身边人及时相救才免于一死。就在同一天，彭玉麟率领的一营水师已经接近湘潭十里的位置，并得知塔齐布的部队已取得胜利的消息后，立即协同发起攻势，成功焚毁了大量敌方物资。随着守城的太平军溃逃，湘军顺利收复湘潭，不仅解除了长沙之围，也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使得曾国藩重拾信心继续东征。这场战役被视为湘军成立以来首次重大胜利，对于改变双方战斗态势具有重要意义，后来也被认为是导致太平天国失败的关键错误之一。
随后不久，彭玉麟与杨岳斌共同指挥水师再次向岳州发起了进攻。面对太平军坚固防守的南津要塞，两人巧妙地利用地形优势设下埋伏：彭玉麟隐藏于君山附近，而杨岳斌则潜伏在雷公湖区域。通过派出小艇诱使敌方舰队出击，当太平军船只进入预定范围时，两边伏兵同时发动袭击，一举摧毁了超过一百艘敌舰，并多次击退了对方的反击尝试。接着，他们又针对擂鼓台进行了突击行动，尽管面临数量上的巨大劣势，彭玉麟与杨岳斌依然勇敢地驾驶着轻快的小船深入敌阵焚烧敌舰，迫使其分心救援从而赢得了宝贵的战机。不过，在接下来的战斗中，由于过于自信，广东水师总兵陈辉龙等人不慎落入敌人圈套，导致自身及多位重要将领如褚汝航、夏銮牺牲。关键时刻，又是彭玉麟与杨岳斌挺身而出试图挽救局势，虽然未能扭转败局但也展现了非凡勇气。从此以后，湘军水战几乎完全依赖于这两位杰出将领。
四、血战湖北
咸丰四年（1854年）八月，随着湘军陆军在多场战役中取得胜利，水师也随同陆上部队进发。湘军驻扎于沌口，准备攻打武昌。彭玉麟与各军将领共同商议后，决定首先渡过长江，清除武昌城外的太平军据点。当时，沿江的太平军从塘角至青山一线布置了防线，并使用岸炮轰击湘军水师。然而，湘军水师保持良好的纪律和阵型，稳步前进。面对如此有组织的攻势，沿岸的太平军开始向东撤退。最终，武昌和汉阳同时被湘军攻占。战后，由于其卓越贡献，彭玉麟获得了升迁，被授予同知之职。
当太平军放弃武昌、汉阳后，东王杨秀清命令燕王秦日纲加强田家镇的防御。这里位于武昌与黄石之间的长江北岸，是通往安徽的重要门户，地理位置极其重要。秦日纲依据有利地形，采取“连舟断江”的策略，在江面上设置了铁索相连的障碍物，并在后面部署了装有大炮的竹木筏以及辎重，使得整个防御体系看起来犹如一座坚固的城市。
十月十二日，彭玉麟、杨岳斌与塔齐布、罗泽南等将领在距离田家镇不远的地方商讨破敌之策。当晚，他们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将水师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队负责切断铁链；第二队攻击敌方炮船以掩护第一队；第三队待铁链被切断后立即冲锋，焚烧敌舰；第四队则留守老营防止敌人反扑。次日清晨，战斗正式打响。孙昌凯等人驾驶快艇直冲向横跨江面的铁链，用斧头砍断固定铁链的挂钩，并点燃炉火将铁链烧红后予以斩断。与此同时，彭玉麟指挥舢板小船猛烈攻击敌方炮船，为孙昌凯等人的行动提供掩护。铁链一旦被切断，杨岳斌即率部顺流而下，直至武穴，然后放火烧毁沿途遇到的所有太平军船只。得益于适时刮起的东南风，大火迅速蔓延开来，共摧毁了四千余艘敌舰，并俘获五百余艘。为了避免士兵因贪图战利品而涣散军心，彭玉麟下令焚毁所有缴获的船只。随后一天，太平军自焚营地，撤离田家镇，向东退往黄梅。湘军趁势追击，彭玉麟所部甚至推进到了九江府附近的江面。此次胜利使湘军水师声名远扬，清廷赐予彭玉麟巴图鲁称号，并要求各地水军学习其战术。
进入咸丰五年（1855年），为了阻止湘军继续向东挺进，太平天国加强了石钟山、湖口及九江等地的防守力量。翼王石达开亲自坐镇湖口指挥，罗大纲守卫对岸的梅家洲，林启容则坚守九江，三地互为犄角之势。曾国藩率领一万五千余人围攻九江，但进展缓慢，伤亡惨重。与此同时，彭玉麟带领水师参与其中，虽在小池口和湖口取得了一些局部胜利，却未能改变整体局势。一次夜间突袭导致曾国藩所在的帅船被毁，给湘军带来了重大损失。鉴于直接攻克九江难度极大，曾国藩转而尝试攻取梅家洲和湖口。期间，萧捷三受命率领一百二十多艘小型战船试图通过长江进入鄱阳湖消灭太平军水营，结果不幸被封锁，与外界隔绝。失去这些灵活机动的小船支持后，湘军的大船变得极为脆弱，多次遭到夜袭，遭受严重破坏。无奈之下，曾国藩只得下令撤退。彭玉麟虽然尽力救援，但最终只能跟随残余部队返回武汉。自此，湘军水师被迫分裂为内湖和外江两个独立的部分。
不久之后，曾国藩指示彭玉麟带领尚存的七十多艘较为完好的战船前往沔阳州新堤进行修整。就在这个时候，武昌、汉阳再次落入太平军手中。彭玉麟随即在当地招募新兵并建造船只，逐渐恢复了外江水师的力量，使其人数达到了三千左右，由他和杨岳斌共同指挥。同年七月，应湖北巡抚胡林翼之邀，彭玉麟带领部队从金口出发，先是攻克蔡店及其周边地区，接着又成功占领了汉阳，并在此过程中俘虏了多名太平军高级将领。随后，他还接连夺取了五显庙、晴川阁等地，并在叶家洲焚烧了两百余艘敌船，进一步巩固了湘军在该区域的优势地位。
咸丰四年（1854年），湘军水师在从沙口返回沌口的途中遭遇了太平军的猛烈炮击。在这次战斗中，彭玉麟所乘坐的战船桅杆被炮火打断，船只无法继续前进，情况十分危急。就在此时，杨岳斌驾驶的战船经过，但当彭玉麟向他呼救时，杨岳斌却假装没有听见，迅速离开了现场。幸运的是，彭玉麟部下的成发翔恰好驾着一艘舢板经过，彭玉麟得以跳入其中逃过一劫。事后，湖北巡抚胡林翼上书称赞彭玉麟“忠勇冠军”，并指出其胆识与坚定。清廷也对此事给予了嘉奖，并以道员的身份记名。
随着战争局势的发展，塔齐布去世，萧捷三也在战场上阵亡，内湖水师失去了领导核心。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决定调遣彭玉麟来江西接管内湖水师。当时彭玉麟正在长沙休假，接到命令后，尽管袁州、瑞州等地已被太平军占领，导致前往江西的道路受阻，彭玉麟仍然设法伪装成一名游学乞食者，穿着破旧的衣服徒步行走七百里，巧妙地避开了沿途太平军的盘查，最终成功抵达南昌的曾国藩大营。接手内湖水师后，彭玉麟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顿和扩充，使得水师规模达到了十营六百艘船，大大增强了战斗力。
到了咸丰六年（1856年），彭玉麟因功被提拔为广东惠潮嘉道。在此期间，他在樟树镇、临江吴城以及涂家埠等地多次击败太平军，重新夺回了南康等地，展现了卓越的指挥才能。紧接着，在咸丰七年（1857年），由于曾国藩回家处理父亲丧事，彭玉麟与杨岳斌共同接过了曾国藩麾下湘军的指挥权。同年九月，湖口地区的拉锯战迎来了转折点，随着鄂东地区战斗的结束及江西援军的到来，第二次湖口战役拉开序幕。彭玉麟与杨岳斌商定采取夹击策略进攻湖口，然而内湖水师却被困于石钟山和梅家洲外，难以突破敌人的防线。面对这一困境，彭玉麟果断指挥内湖水师分三队强行突围，与此同时，杨岳斌率领外江水师到达湖口附近提供火力支援。通过这次行动，两支分离已久的水师部队终于实现了会合，极大地鼓舞了士气。随后，他们联手攻克了湖口及其对岸的梅家洲，彭玉麟也因此获得了加按察使衔的荣誉。
进入咸丰八年（1858年），彭玉麟与杨岳斌带领湘军水师连续攻占了枞阳、大通、铜陵和峡口等多个太平军据点，配合陆上的李续宾部队成功收复九江府城。对于这一系列胜利，清廷再次给予高度评价，授予彭玉麟布政使衔作为奖励。
五、连战克捷
咸丰十年（1860年），彭玉麟与杨岳斌合并兵力，共同应对太平军的威胁。他们分兵救援受到攻击的彭泽和湖口，并成功攻克了都昌。这次行动不仅巩固了湘军在长江沿岸的地位，也为后续的战略部署奠定了基础。
到了咸丰十一年（1861年）初，彭玉麟抵达下巴河，指挥水师阻止了太平天国陈玉成部渡江南下的企图。这一胜利对于保持清廷对长江下游地区的控制至关重要。一个多月后，清廷授予彭玉麟广东按察使之职，以表彰他的贡献。随后，彭玉麟与李续宜合作，率部采取水陆并进的方式，连续攻克了湖北孝感、天门、应城、黄州、德安等地，进一步削弱了太平军的力量。鉴于其卓越的表现，朝廷决定擢升彭玉麟为安徽巡抚，并命令他协助钦差大臣袁甲三处理军务。然而，彭玉麟认为自己更擅长军事而非民政管理，担心自己的长处得不到发挥，因此三次辞谢该任命。最终，朝廷尊重了他的意愿，改任他为水师提督，继续发挥他在海军方面的专长。
进入同治元年（1862年），彭玉麟被任命为兵部右侍郎，并奉诏节制镇将。尽管职位提升可能引起同僚间的嫉妒或不满，尤其是与杨岳斌的关系，但彭玉麟通过巧妙地协调双方关系，确保了两人能够和平共事。此外，他还负责监管新设立的太湖水师。同年，彭玉麟率领湘军水师配合曾国荃的陆军进攻江宁府（即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经过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战斗，包括攻克铜城闸、巢县、含山、和州等要地，以及突破雍家镇、裕溪口等重要据点，最终占领了长江上的关键位置金柱关。每次战役中，彭玉麟总是亲临前线督战，乘坐小船跟随部队前进，并使用红旗作为指挥标志，以此激励士气。有时，他还会秘密潜入陆军阵地考察作战情况，这种随机出现的方式让所有官兵都不敢有丝毫懈怠。在他的严格监督下，军队纪律严明，所到之处军民均不敢违法乱纪。
随着战事的发展，彭玉麟协同王明山等人攻陷江宁头关，而曾国荃则驻扎于城南雨花台。彭玉麟带领湘军水师进抵江宁护城河口，面对太平军从东坝拖出数百艘战船布防于固城和南漪两湖的情况，彭玉麟果断指挥水师小艇深入湖泊作战，最终击溃敌方防线。接下来的一年里，彭玉麟与杨岳斌再次联手，向江浦发起攻势，迫使守军撤退。随后，他们集中力量攻打九洑洲这个战略要地，在付出重大代价后终于将其攻克。自此以后，湘军水师可以在长江上自由航行，不再受阻。紧接着，彭玉麟又参与了解除青阳之围的行动，并与鲍超部联合攻占高淳、东坝、溧水等地，彻底切断了天京的所有物资补给线。为此，清廷赐予彭玉麟黄马褂以示嘉奖。不久之后，随着杨岳斌调往江西督师，彭玉麟开始独自统领整个湘军水师。
到了同治三年（1864年），随着天京被清军攻破，标志着长达十余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正式宣告失败。清廷为了表彰彭玉麟创立湘军水师并在平定叛乱过程中作出的巨大贡献，特地赏加他太子少保衔，并赐封一等轻车都尉世职。
六、筹防江海
同治四年（1865年），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结束，清廷开始着手处理战后事务。同年，同治帝欲任命彭玉麟为漕运总督，负责管理全国粮食运输这一重要职务。然而，彭玉麟以自己不熟悉漕政、性格急躁且见识有限为由，坚决推辞了这一职位。他的态度诚恳，最终使得同治帝放弃了这一任命，但仍然要求他与曾国藩等人商讨湘军水师的后续安排。这表明尽管战争已经结束，彭玉麟在军事领域的影响力依然显着。
到了同治七年（1868年），彭玉麟与曾国藩共同制定了长江水师的营制，确立了一系列规章制度来确保水师的有效运作。次年春天，彭玉麟请求回家守孝，并得到了朝廷的批准，由黄翼升接替其职务，掌管长江水师。然而，在彭玉麟离开后，长江水师逐渐失去了纪律性，出现了许多问题，包括士兵生活奢侈、技能退化等，甚至有人建议废除这支水师队伍。
同治十一年（1872年），随着曾国藩的去世，清廷再次召回彭玉麟，希望他能够巡阅并整顿长江水师。面对水师内部的问题，彭玉麟提出了详细的改革方案，强调必须谨慎选拔将领、革除不良习惯、加强军队管理和恢复原有的制度。他还特别指出，长江水师不应该同时训练弓箭技术，以免分散精力。此外，彭玉麟对一百多名表现不佳的军官进行了弹劾，并建议让身体状况不佳的黄翼升退休，推荐李成谋接任长江水师提督一职。经过他的努力，长江水师的士气和战斗力得到了显着提升。
年底，彭玉麟入京觐见皇帝及两宫太后，讨论了长江水师以及江海防御的相关事宜。慈禧太后对他提出的见解表示赞赏，并授予他“紫禁城骑马”的荣誉。随后，彭玉麟被任命为兵部右侍郎，参与了同治帝大婚的筹备工作，担任宫门弹压大臣。不过，他很快又辞去了在京中的官职，回到长江继续巡视工作。
光绪元年（1875年），彭玉麟向朝廷上书，提出国家自强需要从四个方面着手：清理吏治、严格军纪、端正士风、减轻百姓负担。这些提议反映了他对国家未来发展的深刻思考。接下来的几年里，彭玉麟多次往返于湖南与长江之间，继续监督水师的工作。
光绪七年（1881年），彭玉麟被提名担任两江总督，但他连续两次上疏请辞，显示了他对权力并不热衷的态度。最终，朝廷决定让左宗棠接任此职，但仍保留彭玉麟对江防和海防的监督权。在此期间，彭玉麟还就长江提督驻地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建议江南提督应专注于海防，增加现代化军舰数量；而长江提督则应集中力量于江防，并与海军合作进行联合训练。
光绪八年（1882年），彭玉麟在京察考核中被评为一等官员，显示出他在朝中的地位和贡献得到了广泛认可。次年，他被擢升为兵部尚书，但依旧选择了拒绝接受。即便如此，在之后的考核中，彭玉麟仍然保持了一等的好成绩，成为了历史上少见的未实际任职却仍能获得高度评价的官员之一。
七、复起抗法
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中国南部沿海地区面临着来自法国的威胁。在这场危机中，彭玉麟再次被朝廷召唤，赴广东参与筹办防务工作。他迅速行动，招募了四千人随行，并将部队驻扎在大黄駪。为了更好地防御可能的入侵，彭玉麟部署了多条防线：派遣部将王之春和黄得胜负责琼州、钦州以及灵山等地的防守；娄云庆和王永章等人则驻守沙角和大角，与当地的粤军联合行动。此外，他还加强了士兵的人数，设置了堡垒，并组织当地渔民协助把守内海港口。尽管最终法国军队并未进攻这些区域，但彭玉麟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极大地提高了该地区的防御能力。
次年，即光绪十一年（1885年），清军在镇南关和谅山取得了重要胜利，迫使法国方面同意停战谈判。虽然战争暂时告一段落，但彭玉麟并没有放松警惕。他向朝廷上书，建议继续保持严密的攻守态势，以防不测，并提出了六条关于如何改善海防状况的具体建议。这些建议反映了他对国家安全问题的深刻理解和长远考虑。
到了光绪十二年（1886年），彭玉麟又做出了一个重要的贡献——他捐出了自己的俸银一万二千两，用于在家乡建立船山书院，以培养更多的人才服务于国家和社会。这一举动不仅体现了他的爱国情怀，也展示了他对教育事业的支持和重视。
然而，在这段时期里，彭玉麟的身体状况却每况愈下。早在西湖期间，他就已经患有偏瘫之症。在广东三年的时间里，由于长期暴露于恶劣的气候条件之下，使得他的旧疾更加严重。当他离开广东北上时，病情已经恶化到无法正常进食、说话的地步，甚至走路都需要多人搀扶。尽管如此，彭玉麟仍然多次请求辞官回家休养，但都被清廷婉拒，希望他能继续为国效力。
直到光绪十四年（1888年），彭玉麟带病完成了最后一次对长江水师的巡阅任务。当到达安庆时，安徽巡抚陈彝见其病情危急，立即向朝廷报告了这一情况。面对这样的现实，清廷终于同意让彭玉麟退休回乡，但仍保留了他的巡阅差使。此后，彭玉麟的身体状况日益恶化，但他依然关心着国家大事。
光绪十六年三月初六日（1890年4月24日），彭玉麟在衡州湘江东岸的退省庵逝世，享年七十五岁。据记载，临终前他身边只有几位老兵陪伴。彭玉麟一生忠诚于职守，无论是在前线指挥作战还是在后方筹划防务，都表现出了非凡的能力和坚定的决心。他的去世对于当时正处于变革时期的清朝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得知彭玉麟去世的消息后，光绪帝深感悲痛，并颁布诏书表彰其功绩，追赠太子太保衔，并按照尚书的标准给予抚恤金，同时赐予“刚直”的谥号。此外，还下令在彭玉麟的原籍及其立功省份为其建立专祠，并将其生平事迹载入国史馆。彭玉麟的孙子彭见绅也被擢升为郎中，其他家族成员如彭见绶、彭见粹等也得到了吏部的特别引见。同年十一月，彭玉麟被安葬于衡阳章木寺附近，结束了这位杰出将领光辉而充满奉献精神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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