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湘上农人
左宗棠，这位在晚清时期对中国政治、军事乃至经济产生深远影响的人物，其早年的经历充满了挫折与机遇。1847年，结束了在安化陶家长达八年的教书生涯后，左宗棠回到了家乡湘阴柳庄。这期间，他不仅深入研读了大量书籍，还积极实践农学知识，在自家田地上尝试改良耕作方法，同时对国家大事保持着高度关注。特别是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后，面对外敌入侵的严峻形势，左宗棠提出了关于加强海防建设的意见，如建造新型战船等建议，显示出他对时局敏锐的洞察力。
然而，真正让左宗棠名声大噪的是1850年初（按农历仍为道光二十九年底）的一次重要会面。当时，已从云贵总督任上退休回家乡福建的林则徐途径湖南，并特意邀请左宗棠前来相谈。尽管两人年龄相差近二十岁，但共同的理想和抱负使他们之间产生了深厚的友谊。此次见面地点设在长沙城内的船上，两位志士彻夜长谈，内容广泛而深刻，涵盖了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关键事件以及当前面临的挑战。特别是对于边疆安全问题，尤其是新疆地区的情势，左宗棠表现出了独到见解，令林则徐十分赞赏。
据记载，林则徐在这次交谈中给予了左宗棠极高的评价，称其为“不凡之才”、“绝世奇才”，并寄予厚望。这次相遇不仅是个人层面的精神交流，更重要的是它象征着新旧两代改革者之间的火炬传递——林则徐代表着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批觉醒者之一，而左宗棠则将在未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民族英雄。通过这次谈话，林则徐看到了年轻一代中有人能够继续推进他的未竟事业，对抗外国势力的同时致力于国家内部的现代化改革。
实际上，这次会晤也预示着左宗棠即将迎来自己人生中的转折点。不久之后，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清朝政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凭借之前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加上来自像林则徐这样前辈的支持与推荐，左宗棠得以迅速崛起，成为平定内乱的关键人物之一。
二、戎幕坐啸
1852年，太平天国运动席卷湖南，长沙城被围攻，局势危急。在这关键时刻，左宗棠应湖南巡抚张亮基之邀出山，参与保卫长沙的行动。当时，左宗棠凭借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组织能力，在战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不仅负责调配军需物资，还亲自策划防御工事，使得长沙城在三个月内未被太平军攻克，最终迫使太平军撤退北上。这一胜利不仅为左宗棠赢得了声誉，也为他日后更广泛地参与到国家事务之中奠定了基础。
随后的一年，即1853年，左宗棠随张亮基前往湖广总督幕府工作。但当张亮基调任山东巡抚时，左宗棠选择返回家乡湘阴，并没有跟随前往山东。然而，左宗棠并没有因此而远离政坛。1854年，随着湖南局势再度紧张，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邀请左宗棠再次加入幕府。这一次，左宗棠将在湖南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在他的辅佐下，骆秉章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稳定湖南乃至整个长江流域的安全形势。这包括加强地方武装力量、改善财政状况以及支持前线作战等多方面的工作。由于左宗棠的有效策略与实施，湖南逐渐恢复了秩序，并且成为清政府对抗太平天国的重要基地之一。
在此期间，左宗棠的表现引起了朝廷内外的关注。1855年，御史宗稷辰向皇帝推荐了左宗棠；到了1856年，鉴于他在支援曾国藩部队方面的贡献，清廷授予了左宗棠兵部郎中的官职并赏赐花翎作为奖励。两年后，即1858年，在骆秉章的支持下，左宗棠又被加封四品卿衔，显示出其地位进一步提升。
然而，正当左宗棠声望日隆之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差点断送了他的前程——这就是着名的“樊燮京控案”。1859年底至1860年初，时任湖南永州镇总兵的樊燮因不满于左宗棠对其处理不当的行为而向朝廷提起诉讼。此事迅速发酵成了一场政治风波，给左宗棠带来了极大压力。幸运的是，在好友胡林翼、郭嵩焘等人以及一些朝中显贵如潘祖荫等人的极力维护之下，加上咸丰帝对左宗棠才能的认可，这场风波最终得以平息。
尽管经历了这样一次严重考验，但左宗棠并未就此沉寂下去。相反地，此次事件反而让更多人认识到了他的价值所在。“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这句话便是在此背景下流传开来，充分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左宗棠重要性的普遍认同。更重要的是，这也预示着左宗棠即将迎来自己职业生涯的新高峰：不久之后，他就将被委以重任，投入到更为广阔的战场之上
三、东平闽浙
1860年，随着太平天国运动对江南地区的威胁日益加剧，尤其是太平军攻破了清军设在江南的大营之后，局势变得异常严峻。在此背景下，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的身份被派往协助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处理军事事务。左宗棠迅速行动，在湖南招募了一支约5000人的部队，称为“楚军”，并带领这支队伍前往江西和安徽与太平军作战，显示出了他卓越的组织能力和领导才能。
到了1861年，鉴于左宗棠在前线的表现以及他对稳定东南局势的重要性，曾国藩向朝廷推荐左宗棠担任浙江巡抚。同年，当太平军占领杭州后，清廷正式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并赋予他督办军务的重要职责。这一任命标志着左宗棠从地方辅助角色跃升为省级行政长官，同时也意味着他将承担起更加艰巨的任务——恢复浙江秩序，平定叛乱。
1862年至1863年间，左宗棠指挥下的军队取得了显着进展。在他的领导下，由中外士兵组成的混合部队如“常捷军”、“常安军”及“定胜军”等协同作战，成功收复了包括金华、绍兴在内的多个重要城市。随着战事的推进，左宗棠于1863年被提升为闽浙总督，负责更广泛区域内的军事与行政管理工作。
1864年3月，经过艰苦奋战，左宗棠终于率领部下攻克了杭州，这对于打击太平天国势力来说是一个决定性的胜利。为了表彰其功绩，清政府授予左宗棠太子少保衔，并赐予黄马褂作为荣誉象征。此后不久，他还进一步扩大了控制范围，直至完全掌握整个浙江省。由于这些成就，左宗棠被封为一等恪靖伯，彰显了他在平定内乱过程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但左宗棠并未因此而停止脚步。紧接着，他又奉命进入江西和福建继续追剿残余的太平军力量，特别是针对李世贤和汪海洋领导的队伍。最终，在1866年初，左宗棠彻底消灭了这股反抗势力于广东嘉应州（今梅州）一带，从而结束了长达十几年之久的太平天国起义。
在完成了镇压太平天国的历史使命之后，左宗棠开始关注如何加强国防建设的问题。他提出了减少冗兵、提高效率、强化训练等一系列建议，并特别强调发展现代海军的重要性。基于此理念，1866年，左宗棠上书请求设立专门机构来监督轮船制造项目，并得到了朝廷的支持。随后，他选择福州马尾作为造船厂地址，并派遣人员赴海外采购先进设备和技术资料。同时，还创办了求是堂艺局（后来改名为船政学堂），旨在培养中国自己的造船专家和海军人才。
不幸的是，正当福州船政局筹备工作顺利进行之时，西北边疆又爆发了新的危机。面对这种情况，左宗棠不得不离开东南沿海前往陕甘地区担任总督职务，但他仍然关心着船政事业的发展。于是，他推荐了沈葆桢接替自己出任总理船政大臣一职。在沈葆桢的努力下，福州船政局于1867年开始正式运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采用西方技术建造现代化舰艇的企业
四、西靖陕甘
1862年，陕西回民趁太平天国和捻军进入陕西的机会，联合发动叛乱，宁夏地区也爆发了大规模的回民暴动，陕甘局势迅速恶化。由于总督杨岳斌无法有效控制局势，清廷于1866年谕令左宗棠前往陕甘平定回民起事。
左宗棠于1866年末动身，准备率领各军平定回民起事。然而，由于西捻军进犯陕西，加之左宗棠认为捻军实力强于回民军，因此他首先选择重点镇压捻军。在多次与捻军的交战中，左宗棠虽屡次击败捻军，但因回民军的牵制以及捻军的机动灵活，难以彻底取胜。延川、绥德等地还多次被回民军攻破。1867年末，捻军由陕入晋，继而进入河南、直隶，京师震动。左宗棠因未能有效控制局势，与李鸿章、李鹤年、官文皆受革职处分。但左宗棠并未气馁，他率军追击捻军，并建言献策，最终于1868年协助李鸿章消灭了西捻军。
在消灭捻军后，左宗棠将主要精力转向回民军。他率军进入陕北的延安、绥德、榆林一带，先后逼降扈彰、董福祥等统领的起义军。随后，他进兵董志原，大败盘踞和被驱逐于此的回民军，攻占该地，肃清庆阳、泾州。在此期间，左宗棠还努力恢复生产，推广代田法、区田法，并拨款救济饥民和归降者。
在平定回民军的过程中，左宗棠认定盘踞金积堡一带的马化龙是回民起事的罪魁祸首之一。他派刘松山进攻马化龙的金积堡，但刘松山在战斗中阵亡。左宗棠痛感“失我右臂”，但他并未因此气馁，而是以刘松山之侄刘锦棠代替刘松山，调动重兵围攻金积堡。经过艰苦的战斗，左宗棠终于在1871年取胜，马化龙父子投降后被处死。
在肃清后方后，左宗棠开始进攻甘肃河州。当地回民军领袖马占鳌顽强抵抗，清军屡屡受挫。但在清军的强大压力下，马占鳌于1872年投降。回民军的主力至此已经被消灭。随后，左宗棠派刘锦棠克复西宁，白彦虎等退入甘肃。他又派徐占彪进攻肃州，但肃州久攻不下。在此期间，左宗棠还在兰州创办了甘肃机器制造局，推动了西北地区的近代化进程。
1873年，随着西宁回民军首领马桂源投降并被处死，以及左宗棠集合徐占彪、宋庆、金顺、刘锦棠等部大举围攻肃州，肃州回民军首领马文禄被迫投降后被处死。随着肃州的克复，陕甘回民起事终于被平定。左宗棠因功被清廷授予陕甘总督协办大学士的职务，并赏加一等轻车都尉世职。
五、进军新疆
1864年，新疆地区因受太平天国运动和同治陕甘回变的影响，陷入了割据纷争、各自为王的混乱局面。其中，喀什噶尔成为争夺的焦点，伊斯兰教白山派首领马木提艾和柯尔克孜族部落头目司迪克相继向中亚的浩罕汗国求援，引来了该国的军事头目阿古柏。阿古柏于1867年在新疆建立了“洪福汗国”，加剧了新疆的动荡。同时，沙俄也趁机于1871年7月侵占了伊犁，进一步加剧了新疆的危机。
面对新疆的危机，清廷开始重视并采取措施。他们命令景廉、成禄等率军出关，并令左宗棠派兵进剿。然而，由于陕甘回民起事尚未平定，左宗棠认为此时兴师远举并非稳着，但他仍于1872年1月派徐占彪进兵肃州，为收复新疆做准备。
1873年3月，左宗棠提出了先安定新疆回部再准备收回伊犁的方针。他认为，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如果乌鲁木齐城克复，再大兴屯田以保证长期后勤供应，安抚新疆各部族耕牧如常，即使不立即索伊犁，也已稳然不可犯。这一方针得到了军机大臣文祥的支持。
然而，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引发了清廷内部的“海防”与“塞防”之争。李鸿章等人力主海防，主张放弃塞防以节省军费用于海防。而左宗棠则主张海防与塞防并重，认为不收复新疆将导致陕甘清军被长期牵制，且会招致英、俄的渗透。最终，左宗棠的观点得到了清廷的认同。
于是，1875年5月，清廷下诏授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全权节制三军，以将军金顺为帮办军务，择机出塞平叛新疆。
确定战略
在军事战略上，左宗棠展现出了卓越的远见和深思熟虑。他提出的“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战略方针，为清军收复新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先北后南”的战略意味着左宗棠决定首先安定北疆，但不急于攻取伊犁，而是逐步向南疆推进。这一战略选择是基于对阿古柏势力的深入分析和地理区位的考虑。阿古柏的势力主要集中在北疆的达坂城、托克逊、吐鲁番一线，其在此地的力量相对薄弱，进军难度较小。同时，北疆的乌鲁木齐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收复此地可以进一步为收复伊犁创造有利条件。
在“缓进急战”的战略中，“缓进”并不意味着拖延时间，而是积极治军，为未来的决战做好充分准备。左宗棠用一年半的时间筹措军饷、积草屯粮、整顿军队，增强军队战斗力。他不仅对主力湘军进行了严格的整编，剔除空额，汰弱留强，还规定凡是不愿出关西征的士兵，一律给资遣送回籍，以确保军队的士气和忠诚度。通过这一系列的准备，左宗棠指挥的西征军逐渐壮大，形成了强大的战斗力。
而“急战”则是考虑到国库空虚以及西北地区的实际情况。由于西北交通不便、人烟稀少、田地荒芜，为了紧缩军费开支，左宗棠决定大军一旦出发，必须速战速决。他要求军队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内获取全胜，尽早收兵。
准备物资
在筹备西征的过程中，左宗棠深知武器装备和粮食供应的重要性。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确保西征军的战斗力和后勤保障。
首先，左宗棠在兰州建立了“兰州制造局”，专门负责为西征军修造枪炮。为了应对阿古柏军队的洋枪洋炮，他从广州、浙江等地调来了专家和熟练工人，在兰州制造了大量武器。这些武器不仅包括仿造的德国螺丝炮和后膛七响枪，还有改造后的中国劈山炮和广东无壳抬枪。这些先进的武器装备极大地提升了西征军的战斗力。
其次，左宗棠非常注重粮食供应问题。他命令西征军前锋部队统帅张曜驻军哈密，兴修水利、屯田积谷。通过一年的努力，哈密地区收获了大量的粮食，基本上解决了该部半年军粮所需。然而，粮食供应仍然是一个紧迫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左宗棠建立了四条运输路线，从甘肃河西、包头、归化、宁夏等地采购和运输军粮至新疆。此外，他还在新疆东部采买粮食，并尝试向俄国人购买粮食。虽然关于这部分粮食的来源存在争议，但左宗棠确实采取了多种措施来确保粮食供应。
筹措军费
除了官方运输外，左宗棠还广泛设立运粮台站，并借用民力进行节节转运。这些措施不仅提高了运输效率，还减轻了军队的负担。
1876年，随着收复新疆的战争一触即发，军费问题成为了摆在左宗棠面前的一道难题。当时，各省积欠陕甘军费已达2000余万两，仅仅依靠各省关协饷根本无法解决这一庞大的军费开支。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左宗棠决定采取借款的方式来筹措军费。他援引沈葆桢为台湾防务借款的旧例，向朝廷请求借洋款一千万两。然而，这一提议却遭到了沈葆桢的反对，使得借款计划一度陷入困境。
经过几番波折和协商，清廷最终下诏，令户部拨款200万两、各省协饷300万两，并准许左宗棠自借洋款500万两。然而，这些资金仍然无法满足西征军的全部需求，经费短缺问题依然严峻。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左宗棠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多次为西征军借洋款。1877年、1878年和1881年，他分别向洋商借款，总计在1874年至1881年间向洋商借款1375万两。此外，他还向华商借款846万两，以进一步缓解军费压力。
克复北疆
1876年4月，左宗棠在肃州举行庄严的祭旗仪式，标志着他正式出兵收复新疆。他坐镇肃州，精心策划并指挥了这场艰苦卓绝的战役。左宗棠命令刘锦棠和金顺分别率领两路大军，先后出关，向新疆进发。
考虑到新疆地区饮水困难的实际情况，左宗棠采取了巧妙的策略。他将大军分成千人一队，每隔一天进发一队，以确保每队都能得到充足的饮水和补给。刘锦棠率领的北路军从肃州出发，经过长途跋涉，顺利进入了哈密。金顺则率领南路军，与刘锦棠在哈密会合。
在哈密，刘锦棠的部队将之前从肃州等地陆续运来的军粮进行再次转运，翻越了险峻的东天山九曲险道，将这些宝贵的物资分运到了巴里坤和古城等地。这些军粮为后续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
很快，刘锦棠的前锋部队就占据了距离乌鲁木齐不足三百里的济木萨（今吉木萨尔县）。这一战略要地的占领，为收复乌鲁木齐创造了有利条件。
同年8月，刘锦棠和金顺两军协同作战，经过激烈的战斗，成功攻下了乌鲁木齐外围的古牧地。阿古柏的帮凶白彦虎、马人得见势不妙，弃乌鲁木齐而逃。刘锦棠则兵不血刃地收复了乌鲁木齐（8月18日）。紧接着，金顺进占了昌吉，而荣全在刘锦棠的协助下也攻克了玛纳斯城。
打开南疆
在收复北疆后，左宗棠并未停下脚步，而是将目光转向了南疆，准备进一步打开通往南疆的门户。达坂、托克逊、吐鲁番三城作为南疆的战略要地，对于整个战局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左宗棠深知南疆战役的艰巨性，他告诫刘锦棠不要急于求成，要稳扎稳打。同时，他精心布置了三路进军计划，命令金顺留守乌鲁木齐，而以刘锦棠为前线总指挥，全权负责南疆的收复工作。
1877年4月，刘锦棠率领大军出击，迅速收复了达坂城和托克逊城。与此同时，徐占彪与张曜也在盐池会师，成功攻克了吐鲁番的门户七克腾木。阿古柏见势不妙，只好放弃吐鲁番，逃往焉耆，只留下其幼子驻守库尔勒为其垫后。然而，刘锦棠、张曜、徐占彪三军迅速合击，又收复了吐鲁番。
阿古柏见通往南疆的门户已经被打开，自知大势已去，便服毒自杀（也有说法是被毒杀）。他的长子伯克胡里为了争权夺位，杀死了自己的弟弟，并率领残部逃往喀什。而白彦虎则率领余众逃窜到了开都河一带。
然而，在清军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英使威妥玛多次对清廷进行恫吓，并试图阻挠清军的进军。此时，他又劝清廷停止进军，将阿古柏势力认作藩属。同时，海防派也在朝廷中运作，试图阻止清军的收复行动。
面对这些压力，左宗棠毫不退缩。他上疏据理力争，强调新疆的战略意义以及当前的大好形势。同时，他还提出了要在新疆实行省制的建议。最终，他的坚持和努力得到了清廷的支持，清军得以继续新疆的收复战。
收复南疆
在清军成功打开南疆门户后，左宗棠并未满足于已有的战果，而是继续指挥西征军向南疆深处挺进。此时，沙俄与土耳其之间正爆发第十次俄土战争，金顺建议利用这一时机，乘虚袭取被沙俄霸占的伊犁。然而，左宗棠深思熟虑后认为，此举师出无名，可能会遭到沙俄的谴责和反击，因此决定留下不打。
同年8月，清军从正道向西挺进，开始了南疆的全面收复行动。他们首先收复了南疆东四城，即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和乌什。这些城市的收复，为清军进一步深入南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后，清军又再接再厉，收复了南疆西四城，即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尔羌与和田。伯克胡里与白彦虎见大势已去，只好逃往俄国，寻求庇护。至此，由英、俄两国支持的阿古柏之乱终于被平息。
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战役中，左宗棠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战略眼光。他指挥若定，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在他的领导下，西征军将士们英勇奋战，不怕牺牲，最终取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
1878年1月2日（农历仍为光绪三年），和田被成功克复，标志着南疆的全面收复。这一消息传来后，清廷对左宗棠的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诏封他为二等恪靖侯。同时，新疆各地也纷纷在大小村镇建立左公祠，烧香礼拜，以表达对左宗棠的敬仰和感激之情。
六、壮士长歌
1871年，沙俄趁着新疆地区动荡之际，出兵占领了伊犁，并声称此举是为了维持当地秩序。然而，这一行动实际上反映了俄国对领土扩张的野心。当时，清政府正面临内忧外患，阿古柏在新疆建立伪政权，严重威胁到清朝对新疆的统治。但随着左宗棠领导下的西征军逐渐收复失地，包括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清廷开始考虑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犁问题。
1878年，左宗棠多次向朝廷上书，提议设立新疆行省并收回伊犁，同时要求引渡叛乱分子胡里和白彦虎等人。期间，他也尝试与俄国方面直接沟通，但未取得实质性进展。随后，清廷派遣崇厚前往俄国谈判，但因对方提出苛刻条件而未能达成协议。崇厚被迫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该条约内容对中国极为不利，引发了国内强烈不满。左宗棠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并向皇帝阐述了其观点，认为不应轻易割让国土以求和平，主张应先通过外交努力解决问题，若失败则准备武力对抗。
鉴于此，清政府决定重新派遣曾纪泽赴俄重开谈判，与此同时，左宗棠积极筹备军事行动作为后盾。他将部队分为三路向伊犁方向推进，并亲自坐镇哈密指挥全局。在哈密期间，除了加强军队训练外，他还致力于改善后勤保障，如修路、屯田等措施，为可能发生的战争做足准备。这些举动无疑增加了中国在谈判中的筹码。
面对清军的强大压力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俄土战争刚结束），俄国最终选择妥协。1881年2月24日，在曾纪泽的努力下，《中俄伊犁条约》正式签署。根据新条约，虽然中国需支付更多赔款且丧失部分领土，但仍成功收回了伊犁九城及特克斯一带，同时也在领事权等方面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利益恢复。对于这一结果，左宗棠内心复杂，既认可了曾纪泽所做出的努力及其对国家利益的贡献，也表达了对未能完全实现目标的遗憾之情。
七、外放两江
1881年，左宗棠被召至北京担任军机大臣，并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负责管理兵部事务。在北京期间，他积极参与了多项国家大事的处理，包括练兵、治理黄河水患以及禁烟运动等。然而，由于与同僚之间存在意见不合，加上自身并不习惯于中央政府的工作方式，使得他在京城任职的经历并不十分愉快。
同年10月，鉴于其卓越的行政能力和以往在地方上的成功经验，清廷决定调任左宗棠为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两江地区指的是今天的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是当时中国经济最为发达且对外交流频繁的重要区域之一。到任后，左宗棠立即着手推动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来促进当地发展。其中包括大力兴修水利设施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对盐务进行整顿以增加财政收入；支持开展洋务运动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加强海防建设以抵御外来威胁等。这些举措有效地促进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1882年沙俄正式归还伊犁之后，左宗棠第五次向朝廷上书建议在新疆设立行省。他认为，鉴于新疆刚刚收复且西征大军尚未完全撤离，此时正是建立省级行政区划的最佳时机。通过设置正式的地方政权机构，不仅能够更好地巩固边疆安全，还能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的步伐，有利于实现对该地区的有效管理和长远规划。经过多次恳切陈词，最终说服了清政府采纳其建议。于是，从1883年起，有关新疆建省的各项准备工作陆续展开，直至1884年（光绪十年），新疆省正式成立。
八、督师抗法
1883年，中法之间的紧张局势因越南问题而急剧升级。法国试图加强对越南的控制，并意图通过越南进一步向中国南部扩张其势力范围。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左宗棠敏锐地意识到了潜在的危机，他不仅上奏清廷详细分析了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及可能引发的后果，还主动请缨前往前线督军作战。与此同时，为了增强军队实力，他还命令王德榜招募士兵组建了一支名为“恪靖定边军”的部队，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冲突。尽管清政府同意了他的部分提议，但出于对左宗棠健康状况以及战略层面考虑，并未批准他亲赴前线指挥。
随着中法战争的爆发，尤其是1884年马尾海战后中国海军遭受重创的消息传来，使得整个国家陷入了极大的恐慌之中。在此背景下，原本因眼疾在家休养的左宗棠提前结束假期返回北京，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并负责管理神机营事务。同年8月，在法国舰队摧毁福建马尾的中国海军基地之后，清廷终于决定派遣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南下督办闽海军务，希望能够扭转不利局面。抵达福州后，左宗棠迅速采取行动加强沿海防御体系，并组织起一支名为“恪靖援台军”的队伍准备支援台湾。
进入1885年后，虽然在镇南关战役中取得了显着胜利，甚至成功收复了谅山等地，但清政府却选择了趁胜求和的战略方向，下令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与法国进行和平谈判。对于这种做法，作为坚定主战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左宗棠感到非常不满，他认为应该继续施加压力迫使对方接受更加有利的条件。为此，他曾向朝廷提交了一份题为《密陈要盟宜慎防兵难撤折》的奏疏，力图说服决策者改变既定方针，可惜未能如愿。
更令左宗棠气愤的是，潘鼎新、刘铭传等人借机陷害攻击“恪靖定边军”首领王德榜及其支持者台湾道刘璈，导致二人失去权力。面对如此局面，左宗棠不得不站出来为自己的部下辩护，并表达了强烈的不满情绪。最终，在屡次建议未被采纳的情况下，这位老将选择了称病辞职的方式表达抗议，结束了自己长达数十年的政治生涯。
九、抱憾而终
1885年，左宗棠虽已年逾古稀，但依然心系国家安危。那一年的7月29日，在意识到自己健康状况日益恶化的情况下，他向朝廷提交了两份重要的奏折。第一份奏折中，左宗棠建议设立专门负责海防事务的大臣职位，以加强沿海地区的防御能力；第二份则提议将福建巡抚的职责范围调整为专注于台湾岛的治理，即成立一个独立的台湾省。这些建议反映了他对当时中国面临外来威胁时所表现出的战略眼光与前瞻性思考。
不久之后，清政府采纳了他的部分建议，成立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并最终决定将台湾正式设为一省，这标志着左宗棠生前最后的努力得到了认可。然而，就在这些重要决策出台之际，左宗棠却因病重无法亲眼见证其实现。
同年9月5日，左宗棠在福州逝世，享年七十四岁。临终前，他口述了一份遗折给皇帝，这份遗言充满了对国家未来的深切忧虑以及对未竟事业的遗憾。左宗棠首先表达了对清朝统治者的感激之情，感谢多年来给予的信任和支持。接着，他提到了中法战争期间未能充分展示国力、彻底击败敌人的不甘心，认为这场冲突是检验中国实力的关键时刻。尽管如此，左宗棠并没有沉浸在个人的情绪之中，而是提出了多项关于如何增强国力的具体建议，包括加强军事建设、发展教育体系等措施，并鼓励年轻的光绪帝继续努力振兴国家。
消息传到北京后，清廷上下深感悲痛。为了表彰这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领袖一生为国为民作出的巨大贡献，9月27日，清政府追赠左宗棠为太傅，并赐予“文襄”这一尊贵的谥号。“文襄”意指其既有卓越的文学才华又具备优秀的辅佐之能，是对左宗棠全面才能的高度肯定。此外，还特别允许将其牌位供奉在京师的昭忠祠（纪念忠勇将士）和贤良祠（纪念德才兼备之人），并在湖南及其立功省份建立专祠以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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