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的梅雨季总是黏腻得让人喘不过气，我在市第三人民医院做太平间守夜人已经三个月了。这份工作薪水高但难找活人干，每天夜里对着二十七个冰柜抽屉，听着屋顶漏雨的“滴答”声，连老鼠都不敢来光顾。
第一个异常出现在周二凌晨三点。我像往常一样用手电筒扫过冰柜编号，突然发现17号柜的锁扣弹开了。金属把手冰凉刺骨，拉开时发出“吱呀”声，里面的尸体袋瘪得不正常——本该躺着的老年男性尸体，不见了。
我攥着对讲机的手直冒冷汗，值班医生赶来时骂骂咧咧：“肯定是实习护士摆错柜子了，你小子别大惊小怪。”但当我们查遍所有冰柜，连停尸床上都没找到那具尸体时，他的脸色也变了。太平间的监控永远是雪花屏，门卫发誓昨晚没人进出。
“小陈，你听说过‘走尸’吗？”老护工老李蹲在墙角抽旱烟，火星子映着他缺了颗牙的嘴，“以前旧社会，抬棺材的人要是喊‘山响’，尸体就会自己爬起来走。这医院以前是刑场，枪毙犯人的子弹还嵌在墙里呢。”
我摸了摸后颈，那里不知何时起了片红疙瘩，像被什么东西抓过。凌晨巡视时，我注意到17号柜下方有滩水渍，顺着痕迹走到停尸台，看见台面上摊着张泛黄的纸，上面用红墨水写着“还我头来”，最后那个句号洇开一片，像滴在宣纸上的血。
暴雨在周四夜里倾盆而下，屋顶的漏雨变成了小瀑布。我蹲在17号柜前修锁，听见停尸台方向传来“扑通”声，像是有什么东西掉进了积水里。
手电筒照亮的瞬间，我差点咬断自己的舌头——停尸台上躺着具无头尸体，断口处的脊椎骨白生生的，而那颗头颅滚在我脚边，眼睛半睁着，嘴角还挂着诡谲的微笑。
“小陈！”老李的声音从门口传来，我猛地转头，看见他撑着伞站在太平间门口，伞面上沾着新鲜的泥浆，“快去看看3号柜，好像有动静。”
当我从3号柜前转身时，停尸台上的尸体已经不见了，只剩滩混着雨水的血水。更诡异的是，那颗头颅也消失了，地面上只有串模糊的脚印，从停尸台延伸到冰柜群，最后消失在墙角的排水口前。
天亮后，那颗头颅出现在院长办公室的鱼缸里，眼睛被挖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两颗黑色的纽扣。监控显示，昨夜十点，一个穿着病号服的身影抱着头颅走进电梯，但医院花名册里根本没有那个编号的病人。
我在老李的抽屉里发现了一本旧日记。1998年7月15日那页写着：“今天帮张主任顶班，他说给死刑犯做解剖能练手，那小子的头滚到我脚边时，眼睛还在动。”字迹被水渍晕开，后面贴着张泛黄的照片，年轻的老李站在解剖台前，旁边躺着具无头尸体，胸前缝着编号“17”。
“你知道为什么太平间的冰柜要从17号开始吗？”老李不知何时站在我身后，手里把玩着把带血的解剖刀，“因为第17号柜子，从来没装过完整的尸体。”
他突然扑过来，刀刃划过我的手臂。我这才发现他的瞳孔是浑浊的灰白色，像蒙了层尸蜡。躲避间，我撞倒了盛着福尔马林的玻璃罐，里面泡着的正是那颗失踪的头颅，后颈处有道清晰的手术切口——那是被活摘器官的痕迹。
暴雨再次来临的时候，太平间的冰柜同时弹开。我躲在排水口旁，看着十七具尸体摇摇晃晃站起来，他们的伤口处都缠着渗血的纱布，领头的正是那个缺了头的身影。
老李被按在停尸台上，解剖刀在他胸口刻出歪歪扭扭的“17”。无头尸体举起那颗头颅，空洞的眼窝对准我，突然开口了，声音像是从下水道里捞出来的气泡：“帮我们找到剩下的器官……”
我想起院长办公室的鱼缸，想起护士长总是戴着的翡翠镯子——那抹绿色，和太平间墙缝里嵌着的子弹头颜色一模一样。当第一缕晨光刺破雨幕时，我握着染血的解剖刀站在院长家门口，听见屋内传来惊恐的尖叫，以及瓷器碎裂的声音。
三个月后，市第三人民医院改名为“安康精神卫生中心”。新上任的院长总说看见无头护士在走廊拖地，值夜班的护工再也不敢去地下室。
我在老家的地窖里藏着个铁皮箱，里面装着十七颗器官，每颗都用福尔马林泡着，标签上写着不同的名字。每当梅雨季来临，箱子里就会传出“滴答”声，像极了太平间屋顶的漏雨。
有人说在城北的乱葬岗看见过我，说我身边跟着十七个模糊的身影，每个都缺胳膊少腿。但我知道，那只是雨水打在柏油路上的倒影，是二十年前被活摘器官的死刑犯们，在向这个世界讨还公道。
而我，只是个平凡的守夜人，守着那些不该被遗忘的冤魂，等着下一个梅雨季的到来。毕竟，有些血债，只有用鲜血才能洗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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