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天气晴冷。
上午九点三十分，程望受命前往市检察院参加贺建文案的检警联席会议。会议地点在三楼的案件审查室，简洁明亮，四名检察官、两名法院人员、一名市司法局代表已提前就坐，等待着警方就案件侦查报告作出详细汇报。
“各位，根据目前掌握的证据链，嫌疑人贺建文主观犯意明确，作案手段凶残，动机以私人情绪积压为主，虽非典型精神类病人，但具备严重的人格扭曲与认知偏执倾向。”程望翻开侦查终结报告，语气平缓却毫不含糊。
检察官叶如清抬头望着他：“程队，你如何评估他行凶时的精神状态？有没有排除因情绪失控导致的非完全刑事责任？”
程望顿了顿：“我们调取了他作案前七天的手机记录和搜索轨迹。他多次查询过‘医生值夜班安排’、‘杀人是否能判死刑’、‘医生是否会看不起病人’等关键词，甚至在案发前三小时还在网络上搜索了‘如何一刀致命’。这些行为说明他在情绪激化之下，依旧保持着完整的预谋与冷静实施能力。”
“也就是说，不具备减责依据。”
“是。”程望点头。
另一个检察官翻阅材料：“他是有两次就医投诉记录的？”
“是的。”程望回答，“去年底曾投诉过一次副主任医生，认为其在用药上存在忽视行为；本案受害人林东海也被其投诉过一次，认为医生轻视病情、开药不负责任，但院方医务处调查后均无实质性违规记录，建议加强沟通。院方档案中写明，林东海事后曾主动约谈贺建文，对方未到。”
“所以，他不仅拒绝沟通，还选择了最极端的方式表达不满。”
“可以这么说。”程望顿了顿，“他不信任制度，也不信任医生。他认为，他的痛只有流血才能换得看见。”
会议室一时陷入沉默。
司法局代表沉声开口：“这案子一旦进入开庭阶段，舆论风险将远高于一般刑案。不只是‘杀人’，而是‘杀医生’。我们建议，公诉意见中增加对医患沟通机制的社会背景解释，防止公众产生‘以暴抗压’的心理投射。”
“理解。”检察官记录下这一建议。
十点四十五分，会议结束，程望与同事走出检察院大门，寒风迎面吹来，像是从人心的某个缝隙里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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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林东海的家属仍处于巨大的悲痛中。
他的妻子张曼华，三十八岁，初中语文老师，在接到噩耗时晕倒在办公室。葬礼过后，她几乎不与外界联系，只通过律师表达立场：“我们支持法律对行凶者的严惩，也希望社会能为医生群体撑起更多保护。”
林东海的儿子林一航，刚满十岁，葬礼那天强忍不哭，直到追悼仪式结束，才抱着父亲的照片大声喊：“爸爸你骗人，你不是说要陪我打羽毛球吗？”
那个喊声，像刀刮一样，从医院传到了警局，又穿过舆论洪流，狠狠扎进每一个看客的耳朵里。
程望在办公室看着这一幕时，忽然想起自己初入警时办的第一个命案——也是刀子，也是血，但没有这么多旁观者。
这一次，几乎全社会都成了目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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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发第十二天，市一院启动“应急处突机制优化方案”。
内容包括：
— 全院监控系统升级，将夜间死角区域增设微光摄像头；
— 实施门禁管理，夜间出入需人脸识别+工牌授权；
— 增设医院巡逻岗，警务室从形同虚设变成实岗执勤；
— 医患沟通协调机制加强，任何投诉必须两日内跟进并答复；
— 对精神病、焦虑症、边缘人格障碍患者建立警示信息登记通道，允许医生匿名提交“安全疑虑单”。
这一系列举措看似“亡羊补牢”，却也是现实的必然。
“我们不是防着病人，我们是在自保。”一名医生在匿名采访中说道，“人命最值钱，可在我们这里，命却成了代价。”
医院外墙上，有一副刚挂上的横幅：“医疗环境你我共建，尊重生命从你我做起。”
程望从那横幅前经过时，仿佛看见林东海站在走廊尽头，嘴角还挂着一点微笑——那个他最后一晚给患者量血压时露出的表情，温和、从容、不带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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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发第十五天，检察机关正式起诉贺建文，罪名为“故意杀人罪”，建议从重处罚，理由为主观恶性极深、手段残忍、社会危害极大、无悔罪表现。
案件将于三周后正式开庭审理，社会各界高度关注。
就在起诉书送达当晚，程望值完夜班回到家，脱下警服时看见客厅灯还亮着，父亲程建国坐在茶几旁翻报纸。
“爸，还没睡？”
“睡不着。”程建国叹气，“以前我们当警察怕贼、怕混混，现在你们做刑警，怕的是没疯的人发疯。”
程望走过去，坐在沙发上。
“你们下周就要去学校讲法制课吧？”
“嗯，讲杀人案。”
“你打算怎么讲？”
“讲他怎么杀，讲医生怎么死，再讲法律怎么判。”程望语调平静。
“那孩子们能懂吗？”
程望摇头：“我也不知道。但他们应该知道，尊重人，不是一句口号。医生不是仇人，病人不是敌人。不是每个痛苦都能被听见，但不能让痛苦变成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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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十二点，程望望向窗外。
城市霓虹早已熄灭，只剩下医院那几盏不肯熄灭的灯，还静静地亮着。
他知道，这场风暴还未过去。
但也知道，在这一盏灯的照耀下，必须有人守住血与法的底线。
——不为医护，也不为患者，
而是为这个社会最后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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