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台湾基隆港。
咸湿的海风裹挟着柴油味扑面而来，于允武站在码头边缘，望着远处灰蒙蒙的海平线。他身上的军装已经换成了浅色便服，但脊背依然挺得笔直，仿佛仍未卸下军人的铠甲。
“二少爷，船要开了。”老管家福伯低声提醒，手里捏着一张泛黄的报纸——那是三天前从香港辗转送来的，上面刊登着新中国颁布的《土地改革法》。
于允武没有接话，目光落在港口停泊的美军运输舰上。水兵们正用吊装机往甲板上搬运木箱，箱体上醒目的白色字母“USA”在阳光下刺得他眼睛发疼。
“父亲……还是不肯来信吗？”他突然问道。
福伯叹了口气，从怀中掏出一封未拆的信：“这是大少爷上月托人带来的，说老爷在北京的国防委员会任职，身体尚好……”
于允武猛地攥紧栏杆。铁锈硌得掌心发红，他却像感觉不到疼。远处传来汽笛的长鸣，一艘挂着青天白日旗的炮艇正缓缓驶离军港。
同一时刻，北京西城胡同的小院里。
于学忠坐在藤椅上，面前的收音机正沙沙播放着朝鲜战场的新闻。长子于允文轻轻旋动调频钮，杂音中突然传出熟悉的旋律——是台湾电台播放的《松花江上》。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老人闭着的眼睛骤然睁开。恍惚间，他仿佛又看见1935年的南京，流亡的东北学生围在陆军部门前含泪高唱这首歌。那时张学良刚被解除兵权，而他奉命率部移防甘肃……
“关掉吧。”于学忠摆摆手，却从抽屉深处取出一张旧地图。泛黄的纸页上，辽东半岛被红铅笔重重圈了起来。
于允文欲言又止。窗外传来隔壁孩子的笑闹声，他们正在玩“抓特务”的游戏，欢快的童音喊着“打倒反动派”。
1958年10月，金门炮战正酣。
厦门前沿观察所里，一位戴着眼镜的参谋突然惊呼：“政委！对面打过来的宣传弹里夹着这个！”
褪色的防水油布包中，竟是一沓泛黄的信件。最上面那封的落款赫然写着：“陆军中将于学忠民国三十八年春”。
年轻的政委展开信纸，眉头越皱越紧。信中既无军事机密，也无政治宣言，只有一段关于山东沂蒙山花椒收成的琐碎记述：“……去岁移植的三十株花椒树，今春竟活了二十八株。老周说待秋后收籽，可榨油点灯……”
“这什么意思？”参谋摸不着头脑。
政委却突然红了眼眶：“这是给儿子看的……他是在告诉亲人，自己还活着。”
远处又一轮炮火轰鸣，震得观察所顶棚的尘土簌簌落下。
1965年深秋，香港陆羽茶室。
伪装成茶叶商人的原东北军参谋赵明，正将一盒龙井推向对面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陈先生，这是您要的‘明前茶’。”
男子不动声色地翻开茶盒夹层，取出一张微缩胶卷：“告诉于老，汉卿公在台北北投的寓所增派了六个便衣。上个月他重读《明史》时，突然摔了茶杯大骂蒋某误国。”
窗外突然下起暴雨。赵明借着雨声掩护低声道：“二公子托我问句话……若有机会，老爷子可愿见他？”
茶匙“当啷”掉在瓷盘上。两人同时噤声，直到跑堂的送来新沏的普洱。
1969年冬，北京医院特护病房。
昏迷多日的于学忠突然清醒，枯瘦的手指向窗外。孙女连忙拉开窗帘——外面正在下那年第一场雪。
“船……”老人喉结滚动，“鸣笛了……”
守候在床边的长子于允文愣住片刻，突然冲到走廊上推开窗户。寒风呼啸而入，远处长安街的喧嚣隐约可闻，哪有什么汽笛声？
当他回到病床前，发现父亲的手掌正虚握成拳，仿佛攥着某个看不见的东西。护士后来告诉他，老人最后的姿势，像极了旧式军人持缰勒马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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