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餐过后，会议继续。
民政部长奥尔加率先发言。
“民政部门是民生平权的‘最后一公里’，我们的工作直接关系到民众的切身感受。”
“退休工资是否按时发放、困难群众的减免是否落实、养老服务是否到位，这些都需要基层工作人员一步步去落实。”
“但现在的问题是，基层民政人员数量不足、任务繁重、待遇偏低，很多人都是‘一人多岗’。”
“既要管福利申报，又要管矛盾调解，还要管应急救援。”
“如果考核只看‘数据达标’，很容易出现‘重数据、轻实效’的问题。”
“比如为了完成‘福利发放率’，把不符合条件的人纳入保障，或者把符合条件但材料不全的人拒之门外。”
奥尔加的话，得到了基层民政人员的广泛认同。
来自偏远县的民政局长代表站了起来。
“奥尔加部长说得太对了！我们那里有8个乡镇，民政系统只有20个工作人员，平均一个人要管几千人的福利保障。”
“去年汛期，我们既要组织群众转移，又要统计受灾情况，还要发放救灾物资，忙得连轴转。”
“但考核时只看‘救灾物资发放率’，根本没人考虑我们的实际困难。”
“还有，一些群众因为文化水平低，不会填写申报材料，我们的工作人员要上门帮忙，但这些‘额外工作’在考核中根本体现不出来。”
“还有数据造假的风险，”另一位民政系统的纪检官员补充道。
“如果考核只看数据，一些地方为了追求‘优秀’，可能会虚报福利发放率、民众满意度。”
“比如让工作人员代替群众填写问卷，或者只抽查关系好的群众，这样的考核结果，根本反映不了真实情况。”
民政部门的讨论，核心矛盾集中在“数据量化”与“民生温度”的平衡。
既要通过数据保证政策落实，又不能让数据成为束缚，忽略了基层工作的复杂性和人性化需求。
高凯看着大家的发言，语气平和却坚定。
“民政部门的考核，必须坚持‘实效为王、民生为本’。”
“数据是重要的参考，但不能是唯一的标准。”
“我认为，民政部门的考核指标应该包含三个核心维度，同时引入‘容错机制’和‘人性化评价’。”
“第一，政策落实实效40%。”
“不仅看发放率、覆盖率，更看‘精准度’。”
“比如福利发放是否精准到符合条件的群众、减免政策是否真正惠及困难家庭、养老服务是否满足老年人的实际需求。”
“由上级民政部门、第三方评估机构、群众代表组成联合调查组，通过实地走访、随机抽查、入户核实等方式进行评定。”
“第二，民众真实满意度30%。”
“采用‘匿名回访+随机抽样’的方式，每个地区随机抽取20%的服务对象进行回访。”
“回访人员由上级民政部门统一派遣，避免地方干预。”
“第三，应急处置与创新服务30%。”
“包括自然灾害、突发事件中的应急救援效率、对特殊群体的孤寡老人、残疾人、孤儿的个性化服务、服务流程的优化创新等，有突出表现的额外加分。”
“针对基层工作人员的激励，”高凯继续说道。
“第一，实行岗位津贴差异化，根据工作难度、地区偏远程度，给予基层民政人员每月500-2000战斗币的岗位津贴。”
“偏远地区的津贴标准，不低于月薪的30%。”
“第二，晋升向基层倾斜，在基层工作满3年，且考核合格的民政人员，优先晋升职务，满5年的，直接晋升一级，不受编制限制。”
“第三，设立民生服务先锋奖项，对在基层民政岗位表现突出、群众口碑良好的工作人员，给予最高3万战斗币的奖励，并优先调往上级部门工作。”
“还有容错机制，”高凯强调道。
“基层工作复杂多变，难免出现一些失误。”
“如果工作人员是出于公心、为了群众利益，在工作中出现轻微失误，且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不予追究责任。”
“如果是因为客观条件限制，如人员不足、资源短缺，导致工作未能达标，考核时要适当放宽标准。”
“但容错不是纵容，对于故意造假、推诿扯皮、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坚决严肃处理。”
“那如何避免数据造假？”纪检官员追问。
“这就需要建立‘双重监督机制’，”高凯回应道。
“第一，内部监督，民政系统设立独立的纪检监察部门，定期对考核数据进行核查，发现造假行为，不仅追究当事人的责任，还要追究上级领导的连带责任。”
“第二，外部监督，开通全国统一的民政服务投诉举报热线，群众可以匿名举报数据造假、服务不当等问题。”
“举报查实的，给予举报者一定的奖励，同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
奥尔加听着这些考核与激励体系，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高书记的方案，既考虑了基层工作的实际困难，又明确了激励方向，能够有效激发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我建议，还可以增加‘跨部门协作考核’，民政部门的工作，需要教育、医疗等部门的配合。”
“比如困难家庭的孩子教育减免、重病患者的医疗救助，跨部门协作顺畅的，给予额外加分，这样能推动各部门形成工作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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