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东，会稽郡，官营冶铁工坊。
正午的日头毒辣，炙烤着夯土的广场。刚刚结束一轮辛苦劳作的工匠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聚集在工棚外，等待着发放本月的工钱。汗水混着煤灰在他们脸上冲出沟壑，眼神中带着对赖以糊口的那串铜钱的期盼。
工头站在一个破旧的木箱上，清了清嗓子，脸上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无奈”与“沉痛”。
“诸位工友！”他声音洪亮，压下了场下的窃窃私语，“近日，赤火不宁，曹贼窥伺，我东吴府库为筹措军资，颇为艰难……上头有令，本月工钱，暂发半数！”
如同一盆冷水泼下，人群瞬间骚动起来，失望和焦虑的低语弥漫开来。半数工钱，意味着家中的米缸可能要空一半，孩子的药钱没了着落，欠下的债务更难以偿还。
工头似乎早有预料，立刻补充道：“诸位放心！这只是权宜之计！待府库充盈，定当如数补发！吴侯与上官，绝不会亏待我等忠心为国效力的工匠！”他刻意加重了“补发”和“忠心”的字眼。
大部分工匠闻言，虽然脸上依旧愁苦，但骚动却渐渐平息了。他们习惯了忍耐，习惯了相信那些空头承诺。就在这时，一位头发花白、脸上布满火燎印记的老匠人叹了口气，用沙哑的声音对周围年轻的工匠们说道：
“唉……上官也有上官的难处，要体谅，要体谅啊……这世道，能有口安稳饭吃，不容易了。”
这声“体谅”，如同最后一块石头，压下了许多人心头刚刚燃起的不平。
然而，一个站在人群后方的青年工匠，看着手中那明显轻了一半的钱串，一股血气直冲头顶，忍不住低声恨道：“难处？哼！巧立名目，克扣工钱，这和明抢有何区别！”
他的声音虽不大，但在逐渐安静下来的人群中，却显得格外刺耳。
一瞬间，无数道目光齐刷刷地钉在他身上。不是认同，而是惊恐与责备！
他身旁一个中年匠人猛地扯住他的胳膊，脸色发白，急声道：“慎言！你不要命了？！你想害得大家连这半份工钱都没了吗？！”
另一个妇人尖着嗓子附和：“就是！你年轻气盛，不知好歹！比起蜀汉那些动不动就被抓去修栈道、九死一生的苦役，我们能安稳待在工坊里，每月还有钱拿，已经是天大的福分了！”
先前那老匠人也转过头，用一种近乎痛心疾首的语气“教育”他：“后生仔，话不能这么说！是官府建了这工坊，给了我们饭碗，养着我们一家老小！我们要懂得感恩！怎能做那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对！感恩！”
“不知足！”
“他就是个祸害！”
群情陡然转向，众人仿佛找到了宣泄不满的出口，纷纷将矛头指向了那个敢于发声的青年。他们指责他“不懂事”、“连累大家”、“破坏规矩”。
他们完美地扮演了统治秩序最坚定的维护者，用一套被灌输的“感恩”哲学和横向的“比烂”逻辑，来为施加在自己身上的不公进行辩护，并主动扼杀任何试图打破这种“稳定”的异类。
那青年工匠在千夫所指中，面色由红转白，最终死死咬住嘴唇，低下了头。他不仅没能争取到应得的工钱，反而成了众矢之的。
工头站在木箱上，冷眼看着这一幕，嘴角几不可察地微微勾起。
这些工匠们，在长期的驯化下，早已学会了自我麻痹。他们不仅心甘情愿地饮下名为“妥协”的毒酒，还将任何试图打翻酒杯的人，视为共同的敌人。
他们意识不到，那承诺“日后补发”的甘醇，正是缓慢侵蚀他们骨气与尊严的鸠毒。他们在一片“感恩”的自我催眠中，沉醉不醒，甘之如饴。
建业城，顾氏别苑。
一场名士云集的清谈雅集正在此处举行。与会者宽袍博带，羽扇轻摇，皆是江东士林中有头有脸的人物。空气中弥漫着檀香与墨香，言辞交锋间，尽显风流雅致。
几轮诗词唱和之后，话题不知怎的，便转到了如今最牵动天下人心的时局上——蜀汉的民变与赤火公社那惊世骇俗的“均平”理念。
一位姓张的年轻名士，刚游历蜀地归来，略带激愤地提及了工匠抗命之事，言语间竟隐含一丝不易察觉的同情。
此言一出，座中一位年长些、以“持重”着称的严先生便微微蹙眉，轻捋长须，缓声道：
“张贤弟年轻气盛，所见未免偏激。蜀地民风，向来彪悍难驯，此乃地理使然。然则，治国之道，岂能一味迁就刁民之气？”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场诸人，声音抑扬顿挫，充满了经学权威的自信：“反观我江东，在吴侯治下，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此非偶然，实乃圣王之道，仁政化民之功也。我江东所行之策，看似让步，实为教化，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
另一位高姓文士立刻击节赞叹：“严公高见！《语》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乃圣贤垂训！江东之民，不闻刀兵，不习抗争，各安其业，各守其分，此正乃教化之功，王道之显也！”
他将“不可使知之”一句吟得意味深长，引来一片赞同的低语。
随即，话题转向赤火。一位面容清癯的先生冷哼一声，语气中充满了鄙夷：
“至于北疆陈烬所倡之‘均平’，更是悖逆人伦，无视纲常！其行径，无异于鼓励刁民习气，以下犯上！若人人皆争所谓‘均平’，则尊卑何在？秩序何存？长幼有序，贵贱有别的圣人之教，岂不荡然无存？”
严先生颔首附和，做出了最终的、极具代表性的总结，他的声音回荡在精致的庭院中：
“夫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江东之民，安居乐业，不闻刀兵，此乃教化之功也。彼蜀汉之民，桀骜难驯，虽争寸利而失大节，非良民也。 至于赤火公社，更是不知天命不恤人伦之乱党！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岂能长久？”
一番“高论”，引得来宾们纷纷抚掌称善。他们用精妙的典故、华丽的辞藻，为东吴那套旨在维持压迫现状的“让步政策”镀上了一层金光闪闪的“仁政”外衣。
同时，他们将任何试图反抗压迫、争取自身权益的行为，都污名化为“刁民习气”、“失节”、“悖逆”。
他们从根本上否定被压迫者斗争的正当性，将麻木解读为“安居乐业”，将顺从美化为“恪守本分”，将反抗丑化为“桀骜不驯”。
在这场舌灿莲花的清谈中，统治的暴力被巧妙地转化为“教化”的温情，阶级的压迫被包装成“秩序”的和谐。
这些文人名士，作为统治阶层最精致的帮闲，用笔墨和唇舌，精心构筑着一座思想的牢笼，让被剥削者在不知不觉中，欣然戴上这名为“仁政”的枷锁，并以此为荣。
雅集散后，月色满庭。那些高论余音绕梁，而建业城外，工坊中被克扣工钱的工匠，田野里忍受重租的农户，他们的叹息与呻吟，却丝毫传不进这方精致的天地。文人的粉饰，比刀剑更能杀人于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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