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郡，阳羡县，李家村。
秋收刚过，空气中还弥漫着新稻的香气，但李家村的佃农们心头却压着巨石。
地主李老爷今年不仅坚持七成租子，更以“修缮祠堂”为名，欲再加征“奉献粮”。
怒火在沉默中积蓄，最终在一个名叫李四的汉子心中点燃。他性情耿直，臂力过人，深受村中年轻佃户的信赖。
“不能再忍了！”李四在村后打谷场上对聚拢来的几十户佃农低吼，眼中布满血丝，“李老爷这是要吸干咱们的血！咱们一起去找他，不减租，就不交粮！”
长期的压迫与李四的鼓动，让绝望的农民爆发出惊人的勇气。他们手持扁担、锄头，涌入李家庄园，以人多势众，竟成功将措手不及的李老爷及其管家围困在正堂。
“减租！必须减到五成！”李四用锄头顿着地，声音因激动而颤抖。
面对群情激愤的农民和明晃晃的农具，李老爷脸色煞白，不得不当场签字画押，应允了减租要求。
初期的胜利，如同黑暗中划过的流星，耀眼而短暂。
带着“胜利”的狂喜返回村里，队伍却很快陷入了迷茫。接下来该怎么办？没有人知道。李四凭着血勇带头，却提不出任何长远的打算。
“咱们……是不是该立个规矩？”有人小声提议。
“立什么规矩？租子减了不就行了？”立刻有人反驳。
“李老爷会不会报复？”更多的人开始感到后怕。
组织是松散的，除了对李四个人的信任和减租的共同目标，一无所有。
李老爷惊魂稍定，阴冷的目光便投向了这群“乱民”。他并未立刻调动官府，而是派管家暗中活动。
几石粮食、几句许诺，便轻易收买了村中几个家境稍好、胆小怕事的佃户。他们开始在人群中散布流言：
“李四这是带咱们找死啊！”
“官府马上就来抓人了！”
“跟着他有什么好处？不如各回各家……”
与此同时，李四将李老爷“赔偿”的几袋粮食拿出来分配，因分配稍有不均，立刻引发了激烈的争吵。
“我家出力多，该多分！”
“我家人口多，饿死人了谁负责？”
曾经的战友，为了几斗米争得面红耳赤，几乎动起手来。内部的团结，在利益面前不堪一击。
就在这内部分裂、人心惶惶之际，县尉带着数十名甲士如狼似虎地扑进李家村。失去了突然性，又缺乏组织和统一意志的农民，在正规武装面前一触即溃。
李四被当场拿下。公堂之上，他试图辩解，却言语混乱，只会重复“减租”二字。李老爷呈上被逼迫签下的“契约”，反告李四“聚众劫掠，胁迫乡绅”。
没有悬念，李四被定为“首恶”，判处斩立决。
行刑那天，秋风萧瑟。李四的人头落地，滚烫的鲜血溅在李家村口的黄土上，迅速被尘埃覆盖。
参与抗租的农户或被杖责，或被罚没家产，村庄重新被死寂和更深的恐惧笼罩。
星火，熄灭了。
李家村的这场风波，如同历史长卷上一个模糊而重复的墨点。
它再次印证了那个残酷的定律：缺乏先进思想指引、缺乏严密组织架构、仅凭一时血勇和朴素诉求发起的反抗，无论开始时多么轰轰烈烈，最终都难以逃脱 “兴起（凭借血气）— 混乱（缺乏纲领与组织）— 失败（被分化或镇压）” 的历史循环。
自发的力量，如同无舵之舟，注定要在旧世界的惊涛骇浪中倾覆。绝望，在一次次的循环中，被加深，被固化。
成都
夜色已沉，偏殿内却依旧亮着灯火。刘备身着一袭素色深衣，独自坐在案前。
他的手中，轻轻摩挲着一领陈旧甚至有些破损的织席，眼神悠远，仿佛穿透了时光，回到了那涿郡楼桑树下，与母亲相依、靠织席贩履为生的岁月。
脚步声轻响，诸葛亮手持羽扇，悄然入内。他看到刘备手中的织席，目光微动，已然明了玄德公心中所念。
“主公，夜已深了。”诸葛亮轻声道。
刘备抬起头，眼中没有主上的威严，只有一丝深切的疲惫与更深的悲悯。他将织席轻轻放在案上，如同放置一段无法割舍的过去。
“孔明，你看此物。”刘备的声音低沉而沙哑，“我，一织席贩履之徒，出身微末，辗转半生，深知民间之疾苦，黎庶之艰难。每一寸席纹，都记得当年手心被草篾割破的痛楚；每一文钱，都浸透着升斗小民的血汗。”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窗外蜀中沉沉的夜色，语气渐渐变得坚定，却又带着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慨然：
“北疆陈烬，欲效汤武，行革命之事，推倒重来，其志可叹，其行……却未免酷烈，恐非万民之福。”
他顿了顿，回身凝视诸葛亮，眼中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芒，“我，无法如他一般。这汉家天下，纵已千疮百孔，亦是我立身之基、承诺守护之业。”
他走回案前，手指重重按在织席之上，仿佛要将毕生的信念都灌注进去：
“然，我亦不能坐视百姓沉沦！纵在这旧邦框架之内，我也要竭尽全力，为天下黎民，撑起一片能够喘息、能看到些许希望的晴空！”
翌日，一道非同寻常的文告从成都发出，布告蜀汉全境。这道文告没有繁复的辞藻，没有空洞的训诫，其核心，被刘备亲自定名为——《织席诏》。
文告中，刘备以“我本织席之徒，深知民瘼”开篇，情真意切地回顾了民间疾苦，随后颁布了一系列具体政令：
要求各级官吏，必须定期深入乡野，体察真实民情，严禁欺上瞒下。
着力减免不必要的徭役，尤其在农忙时节，不得随意征发民力。
督促地方兴修水利，开垦荒田，并将此作为考核官员的重要标准。
文告的末尾，刘备写道：“…望尔臣工，体我此心，勿以苛政扰民，勿以虚文塞责。使耕者有其食，织者有其衣，则我心慰矣，汉室幸甚！”
这便是蜀汉的浪漫。
它并非赤火那般要彻底焚毁旧世界、再造新乾坤的烈火，而是一种基于主事者个人品德与内在理想，试图在固有的“汉家”框架内，通过自上下的“仁政”与“德治”，将“民本”思想发挥到极致，以实现社会改良的悲壮努力。
它如同在斑驳的旧瓶里，努力装入尽可能醇厚、尽可能多的新酒，带着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与一种属于刘玄德个人的、充满人情味的理想主义光辉。
这道《织席诏》，如同一颗投入蜀中的石子，其涟漪开始悄然扩散。它所承载的，是一个从底层崛起的主事者，试图用自己方式回报苍生的、一个关于“旧邦新梦”的浪漫故事。然而，梦想照进现实的路，从来都布满荆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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