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在十几个四季更迭中悄然度过，战争的胶着与苦难，磨砺着每一个人。
清秋的面容褪去了最后一丝属于北方的柔润，增添了南国风霜刻下的清癯与坚韧。
她主持的“边地妇女手工艺生产合作社”规模逐渐扩大，不仅维持了众多迁滇女性及本地贫困妇女的生计，其产品更成为战时后方颇具特色的文化名片，甚至通过教会和海外援华组织，少量流入国际社会，意外地成为展示中国民间艺术与女性韧性的窗口。
她的学术研究也并未因时局动荡而停滞。修订增补后的《中国小说史》第二版，在战时纸张匮乏的情况下，仍由商务印书馆在重庆艰难付梓，很快便被争抢一空，成为大后方诸多高校中文系的重要教材。
而她基于西南田野调查写就的《滇黔民间叙事文学初探》系列论文，也陆续在《东方杂志》、《文史》等权威刊物发表，开创了国内学界系统研究西南少数民族口头传统的先河，为她赢得了更为坚实的学术地位。
然而，清秋内心深知，这一切都建立在脆弱的战时平衡之上。
她从未有一刻忘记北平，忘记那座承载了她重生伊始所有奋斗与梦想的古都。她默默收集着来自北方的消息，关注着故园的变化，也留意着国际战局的微妙转折。前世的记忆虽因她今生的抉择而变得模糊不清，但那种对历史走向的宏观把握，让她比许多人更早地预感到，漫长的黑夜即将过去。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的消息如同惊雷，瞬间传遍了昆明的大街小巷。
霎时间，整个山城沸腾了，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们涌上街头，欢呼、哭泣、拥抱，八年的苦难、牺牲与坚持，在这一刻化作了近乎癫狂的喜悦。
清秋搀扶着冷太太，站在联大校园的一角，看着眼前欢腾的人海，眼眶也不禁湿润。冷太太紧紧握着女儿的手，老泪纵横，喃喃道：“赢了……终于赢了……我们可以回北平了……”
回北平。这三个字，在无数流亡者心中激荡。清秋心中也涌动着归乡的潮水，但她很快便冷静下来。她知道，归途绝非坦途，北地形势复杂，百废待兴。她不能盲目随波逐流。
她没有立刻加入返乡的洪流。而是更加忙碌起来。她首先要妥善结束昆明这边的事业。她召集了合作社的核心成员，商讨后续安排。是解散，还是设法在昆明本地继续维系？最终，在清秋的建议下，合作社决定保留根基，由几位已能独当一面的本地和留滇女性负责继续运营，清秋则将自己持有的那份微薄“股份”无偿赠与了合作社，作为后续发展基金。
同时，她开始有条不紊地整理行装。最重要的，自然是她这些年来积累的研究手稿、笔记、书籍，以及那套陪伴她辗转千里、页边已翻卷的《中国小说史》校样。衣物杂物可以精简，但这些思想的结晶，是她安身立命的根本，必须完好地带回北平。
联大的同事们也处在兴奋与离别的复杂情绪中。闻一多先生激动地规划着回清华园后的研究，朱自清先生则忧虑着北方的接收与重建。清秋与诸位先生告别，相约北平再见。
直到一九四六年初夏，待北方的局势稍显明朗，交通也略为恢复后，清秋才带着冷太太，踏上了北归的列车。路途依然漫长而艰辛，但心情已与南下时截然不同。车窗外的山河，虽满目疮痍，却透着重获新生的希望。
当熟悉的北平城墙终于映入眼帘时，冷太太激动得泣不成声。清秋静静地看着，心中亦是百感交集。这座城，见证了她的屈辱与逃离，也即将见证她的回归与新生。
回到北平，物是人非。燕京大学虽已复校，但校园里多了许多陌生的面孔，也添了许多战争的伤痕。清秋回到燕京，受到了容庚先生和旧日同事的热烈欢迎。她的住所曾被占用，如今收回，虽有些破败，但稍加修葺，便可安身。
她没有太多时间感怀。摆在眼前的是更为艰巨的任务——参与战后学术与教育的重建。她被委以重任，不仅恢复在国文系的教职，更受邀参与北平图书馆战后文献抢救与整理委员会的工作，负责甄别、追索战时散佚的古籍。
她立刻投入了工作。
在前世记忆中，她知道有不少珍贵文献在战乱中损毁或流散，如今她有机会，定要尽力挽回。她凭借深厚的版本学知识和广泛的人脉，四处打听线索，走访旧家，查验市面上的流通古籍。
同时，她也重新联络上已在欧美站稳脚跟的昔日学生如张炜（他已在美国某大学担任教职）及一些汉学家朋友，希望通过国际力量，追索流失海外的文物。
回到北平的清秋，比南下前更加沉稳，声望也更高。她不再是那个需要小心翼翼开拓空间的年轻学者，而是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无法忽视的权威之一。她的回归，被视为北平学术界重建的一个重要标志。
偶尔，她也会路过那条熟悉的胡同。金家旧宅早已几易其主，门庭改换，昔日的繁华与败落，都已烟消云散。她心中平静无波，仿佛在看一个与己无关的故事。
站在未名湖畔，看着修复中的校园，清秋知道，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启，其中既充满希望，也必然伴随新的挑战。但她无所畏惧。她的根基，在颠沛流离中愈发深厚；她的信念，在战火洗礼中愈发坚定。
她回来了。带着满身的学识，两世的风霜，以及一颗愈发从容和强大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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