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冬，我因为急性阑尾炎住进了市一院住院部。住院部是栋老楼，灰扑扑的外墙爬满枯萎的藤蔓，三楼普外科的走廊永远飘着消毒水和中药混合的味道，尤其是到了晚上，暖气管道里的水流声混着护士站的呼叫铃，总让人心里发慌。
我住的病房是307，三人间。靠窗的床位住着一位姓王的大爷，七十多岁，做了胆囊切除手术，每天早上他儿子都会提着保温桶来送汤；中间床位是空的，据说前几天住了个老太太，康复出院了。我的床位靠门，夜里总能听见走廊里护士推车走过的轱辘声，“吱呀——吱呀——”，像老旧的纺车在转。
住院的前三天很平静，直到第五天晚上。那天我输完液已经十一点多，王大爷早就睡熟了，打着轻微的呼噜。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盯着天花板上摇晃的输液架——白天护士来换药时没把架子放稳，风一吹就轻轻晃，金属挂钩撞在杆上，发出“叮、叮”的轻响。
就在这时，我听见了“滴答、滴答”的声音。
不是我的输液袋——我的液早就输完了，护士半小时前刚拔了针，输液袋也收走了。那声音很轻，却很有规律，像是从中间那张空床位传来的。
我侧过头往中间看，空床位上铺着干净的白床单，枕头叠得整整齐齐，床头柜上摆着一个没开封的水杯，什么都没有。可那“滴答”声还在响，越来越清晰，就像有人在床边挂了个输液袋，药水正一滴一滴往下落。
“王大爷？”我轻轻喊了一声，王大爷没醒，呼噜声还在继续。
我攥着被子的手出了汗，眼睛死死盯着中间的床位。突然，那“滴答”声停了，紧接着，我听见了“窸窸窣窣”的声音——像是有人在扯床单。我看见中间床位的白床单慢慢往下滑，露出了床尾的金属栏杆，就像有个看不见的人正坐在床上，脚踩着栏杆，把床单往下拽。
“谁啊？”我声音发颤，抄起床头柜上的手机，打开手电筒往中间照。光束里空荡荡的，床单还是好好的铺在床垫上，没有丝毫移动的痕迹。可刚才那“窸窣”声还在耳边，甚至能隐约闻到一股淡淡的中药味，跟走廊里的味道不一样，更浓，还带着点苦味。
我不敢再看，把被子蒙过头顶，浑身发抖。不知过了多久，我迷迷糊糊睡着，梦里全是“滴答”声，还有个模糊的影子站在我床边，手里拿着个输液瓶，瓶里的药水是黑色的。
第二天一早，王大爷的儿子来送汤，看见我脸色发白，问我是不是没睡好。我把昨晚的事跟他说了，他愣了一下，压低声音说：“小伙子，你别说，我爸前几天也跟我说过，夜里听见中间床位有输液声，还说看见有人坐在床上。”
“真的？”我心里一沉。
“真的，我还以为他年纪大了眼花，没当回事。”他往中间床位看了一眼，“对了，我听护士说，之前住这床位的老太太，就是因为输液过敏走的，好像就是夜里，当时护士发现的时候，输液袋里的药还没输完呢。”
我听得后背发凉，赶紧去找我的主治医生李医生。李医生四十多岁，戴着眼镜，说话很温和。听我说完情况，他皱了皱眉，没直接回答，而是给护士长打了个电话，让护士长过来一趟。
护士长姓刘，五十岁左右，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手里总拿着个黑色的笔记本。她进来后，李医生把我的话跟她说了，她沉默了一会儿，才慢慢开口：“307中间那张床，确实出过事。去年冬天，住了个姓陈的老太太，八十三岁，肺炎住院。有天晚上，护士来给她换输液瓶，换完没多久，老太太就说不舒服，等医生赶过来，人已经没了，后来查出来是药物过敏。”
“那之后呢？”我问。
“之后那张床空了三个多月，没人敢住。后来来了个小姑娘，胆儿大，住了半个月，说夜里听见输液声，还看见老太太坐在床边，吓得第二天就转院了。再后来就断断续续住过几个人，都没住长久。”刘护士长叹了口气，“我们也找过人来看，说老太太是走得突然，还惦记着没输完的液，所以总在夜里出来。”
“那怎么办啊？我还得在这儿住一周呢。”我急了。
刘护士长从兜里掏出个红色的平安符，递给我：“这是我去庙里求的，你先拿着，晚上放在枕头底下。我再跟护士说一声，晚上多来307看看，应该能好点。”
我接过平安符，是用红布缝的，里面好像装着什么硬东西，摸起来沙沙响。那天晚上，我把平安符放在枕头底下，心里踏实了些。王大爷的儿子也找了张黄纸，贴在中间床位的床头，说是他老家的习俗，能驱邪。
奇怪的是，那天晚上没再听见输液声，也没看见影子。我以为没事了，可到了第七天晚上，又出了状况。
那天我输完液已经十点，刘护士长特意过来检查了一遍，确认输液袋都收走了，才走。王大爷睡得早，我拿着手机看电影，看到十一点多，突然听见“滴答”声——这次不是从中间床位传来的，是从我的床底下！
我吓得手机差点掉在地上，赶紧打开手电筒往床底下照。床底下空荡荡的，只有一双我换下来的拖鞋，可那“滴答”声越来越响，还带着股中药味，跟上次闻到的一模一样。
就在这时，我听见王大爷“啊”了一声，醒了过来。他指着我的床底下，声音发颤：“有、有个人……蹲在那儿……手里拿着个输液瓶……”
我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刚想喊人，就听见走廊里传来“吱呀”的推车声，刘护士长来了。她推开门，看见我和王大爷脸色发白，赶紧问怎么了。
我指着床底下，话都说不利索：“床、床底下有声音，还有人……”
刘护士长没慌，从兜里掏出个铜铃，轻轻晃了晃，“叮铃”一声脆响，床底下的“滴答”声突然停了。她走到我的床前，弯下腰，对着床底下说：“陈老太太，您别吓他们了。他们都是病人，需要好好休息。您走得安心，剩下的也我们都给您处理了，您就别惦记了。”
说完，她又晃了晃铜铃，这次“叮铃”声更响了些。过了一会儿，她直起身，对我们说：“没事了，她走了。”
我和王大爷都愣了，过了好一会儿，王大爷才敢说话：“刘护士长，您、您能看见她？”
刘护士长摇了摇头：“看不见，但能感觉到。她没害人，就是心里有疙瘩。我跟她念叨念叨，她就明白了。”
那天晚上，刘护士长在307待了半个多小时，直到我们都睡着了才走。后来我再也没听见输液声，也没看见过影子。出院那天，我特意去护士站跟刘护士长道谢，她笑着说：“不用谢，陈老太太也挺好的，就是太执着了。你们以后要是想起她，就给她烧点纸钱，跟她说说话，她就开心了。”
我出院后，按照刘护士长说的，去纸钱店买了些纸糊的输液瓶和纸钱，在十字路口烧了。烧的时候，我对着火堆说：“陈老太太，您别再惦记输液了，好好去该去的地方吧。祝您在那边一切都好。”
火苗“噼啪”响了两声，像是在回应我。
后来我再也没去过市一院住院部，但偶尔会想起307病房，想起那位没见过面的陈老太太。或许有些厉害的人，不是故意要吓人，只是心里还有没完成的事，还有没放下的执念。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多一点耐心，多一点理解，帮他们把心里的疙瘩解开，让他们能安心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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