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选》的纸张在指尖摩挲，带着一种不同于《传习录》的、沉甸甸的历史质感。余年不再是泛泛而读，他带着从《传习录》中获得的“主意”——那颗已然澄明坚定的本心，以及寻找“渡河之舟”的迫切渴望，一头扎进了这片充满斗争智慧与战略思维的海洋。
他首先读到的，是那篇振聋发聩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篇第一问便如洪钟大吕，撞击在他的心头：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一句话，如同闪电，瞬间照亮了他过去所有混乱的挣扎。
“我过去的敌人，仅仅是楚啸天吗？或者再加上一个徐文渊？”余年自问，随即摇头。不，太狭隘了。楚啸天是前台执行者，是“敌人”这个集合中最鲜明、最可感知的代表。但真正的“敌人”，是楚啸天所代表的那一整套运作模式——那种利用资本与权力罔顾规则、践踏公平、将所有人视为棋子的冷酷逻辑。这套逻辑的维护者、受益者，以及那些可能因利益关联而选择沉默或助纣为虐的力量，都在某种程度上，站在了他的对立面。
那么，“朋友”呢？
他的思绪飞速流转。苏晴、老周、林晓，这些是毋庸置疑的、最核心的“朋友”，是同志。社区法律服务中心那些曾受他帮助、也给予他温暖回馈的普通民众，他们代表着人心的向背，是道义的基础。王锐警官那样心存正义的公职人员，是可以争取的“同盟军”。甚至……张律师，她是受害者，也是潜在的醒悟者。而那个神秘出现、意图不明的杨丽娅，以及她背后那位高深莫测的赵老，他们与楚啸天并非铁板一块，存在利益分歧和理念差异，那么，他们是不是可以分化、可以暂时利用甚至合作的“间接同盟”？
“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这句话让他豁然开朗。他之前几乎是凭一己之力，在与一个模糊却庞大的体系对抗，自然处处碰壁。而现在，他学会了“划分阵营”，清晰地界定敌、我、友，以及那些可以争取的中间力量。斗争，不再是混乱的肉搏，而是一场需要明确阵线、分清主次的战略布局。
接着，他读到了《矛盾论》。文中关于“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论述，再次让他有茅塞顿开之感。
在他面临的复杂局面中，存在着多种矛盾：他与楚啸天的个人恩怨，他所坚持的法律信念与对方践踏规则行为之间的本质冲突，甚至团队内部可能存在的理念分歧等等。但什么是当前阶段的主要矛盾？
“是了，”余年眼中精光闪动，“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我要揭露真相、扞卫规则的努力，与楚啸天势力要掩盖真相、维持其非法利益的企图之间的斗争。这个矛盾不解决，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 而在这个主要矛盾中，楚啸天及其背后的“先生”是目前“矛盾的主要方面”，是需要集中力量解决的关键点。这意味着，他不能分散精力，必须将最主要的火力，对准这个核心目标。
《实践论》则让他对自己过去的“知行”割裂有了更深刻的理论认识。“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 他之前的失败，正是“知”未能经受复杂“实践”的检验，从而未能发展出更高层次的“知”来指导新的“行”。他现在所做的读书、思考、复盘，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实践”，是为了从过去的失败实践中提炼出真理，从而指导未来的成功实践。
他将这些感悟与《传习录》的“知行合一”相互印证，感觉自己的思想骨架正在被这些坚实的理论填充上血肉，变得愈发强壮。
当他对《毛选》中的战略思维有了初步的领悟后，一个更专注于竞争策略与战术执行的领域，自然而然地吸引了他的目光。他想起了另一部被誉为“兵学圣典”的着作——《孙子兵法》。
“兵者，诡道也。”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这些古老的智慧，仿佛跨越千年，在与《毛选》中的斗争哲学遥相呼应。它们都在告诉他，最高明的斗争，不在于正面硬碰硬的消耗，而在于策略、在于谋略、在于对全局的掌控和对时机的把握。
《毛选》给了他宏观的战略视野和力量源泉，让他明白了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而《孙子兵法》，或许将教给他如何在这场不可避免的“战争”中，更巧妙地排兵布阵，运筹帷幄，以最小的代价，去夺取最终的胜利。
他将《毛选》轻轻放在《传习录》旁边，然后，从书架上郑重地取下了那本薄薄却重若千钧的《孙子兵法》。
三本书，并排立于案头。
《传习录》定其心，明其志，是为“体”。
《毛选》析其势，聚其力，是为“纲”。
《孙子兵法》谋其策，精其术，是为“用”。
体、纲、用，三位一体。思想的武器库，至此已初具雏形。余年知道，下一次当他走出这间书房时，他将不再是那个只凭一腔热血和单一法律技能的律师，而是一个拥有了坚定内核、清晰战略和灵活战术的……战士。
他翻开《孙子兵法》的第一页，目光沉静而锐利。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对他而言，这场战斗，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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