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银改革的试点在江南三县艰难铺开，新旧赋税理念的碰撞尚在泥土与账簿间回响，一场关乎权力制衡与司法独立的更深层次风暴，已在南京刑部衙门与议会司法委员会之间骤然凝聚。这便是“行政权力”与“司法权力”的界限之争，具体化为设立“行政审裁院”的激烈博弈。
事起于一桩看似寻常的田宅纠纷，却因涉事一方乃致仕官员而变得微妙。一位名叫赵氏的寡妇，状告其亡夫族叔——一位曾官至布政使参议的致仕官员周延礼——倚仗权势，强占其家传田产。案件由江宁县衙受理，初审判定赵氏有理，令周延礼归还田产。
周延礼不服，动用了大量官场人脉，向江宁知县乃至南京刑部施加压力。不久，刑部以“案情复杂，需详加复核”为由，发文要求江宁县将此案卷宗移送刑部，实质上是将案件提审。消息传出，舆论哗然，普遍认为这是权贵干涉司法，刑部偏袒官员。
此事恰好被致力于推动司法独立的议会司法委员会获悉。委员会主事，一位名叫张文显的锐意年轻议员，立刻抓住此事，在议会发起紧急动议。
“诸位同僚！江宁田产案，刑部提审，并非个案！此乃行政权力肆意干涉地方司法之明证！”张文显慷慨激昂，“若司法不能独立于行政之外，则《大明约法》所倡‘法司独立审判’之精神，必将沦为一纸空文！平民与官员涉讼，岂有公平可言？臣请设立‘行政审裁院’，专司审理涉及官府、官员之诉讼，以及民众因官府行政行为不当而提起的诉讼，使之独立于刑部及各级衙署，直接对议会与陛下负责！”
此议一出，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巨石，激起的涟漪瞬间席卷了整个官僚体系。
反应最为激烈的，自然是手握司法与行政大权的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等传统法司衙门，以及遍布各地的州县官员。设立独立的“行政审裁院”，无异于从他们手中硬生生剥离出一大块权力，尤其是涉及官员和官府行为的案件，这将极大地限制他们以往可以灵活操作、上下其手的空间。
“荒谬！司法之权，自有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执掌，千古不易！”刑部尚书在部内会议上脸色铁青，“今议会竟欲另立山头，设什么‘审裁院’，此非分裂法司，制造权出多门之混乱为何？且其直接对议会负责，将陛下置于何地？将内阁置于何地？此乃僭越！”
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守俊的反应更是激烈到了极点，他直接将此事与“谋逆”挂钩。
“陛下！司法乃天子之器！今有人欲将此器从朝廷手中夺走，转交议会，此非谋夺国器为何？！”李守俊在朝会上声色俱厉，几乎是指着张文显的鼻子斥责，“三法司制度，乃祖宗所定，维系天下纲纪！若设此院，则官员动辄得咎，官府威信扫地，朝廷政令何以推行？此议实乃包藏祸心，欲架空朝廷，其罪当诛！”
他们的反对，不仅基于权力被分割的愤怒，更源于对传统“行政司法合一”治理模式的顽固坚守，以及对任何可能削弱皇权与官僚体系绝对权威的变革的天然恐惧。
议会内部，支持设立审裁院的议员与保守派议员展开了空前激烈的辩论。支持者强调司法独立对于保障民权、防止权力滥用的至关重要性；反对者则高呼“维护朝廷体统”、“防止司法混乱”。
就连皇帝朱由校，对此也深感疑虑。他既希望借助议会力量制衡日益庞大的官僚集团，又绝不愿看到司法权完全脱离他的掌控，形成一个可能不受制约的新权力中心。他的态度暧昧不明，使得争论更加复杂。
面对如此强大的阻力，张文显和司法委员会倍感压力。他们意识到，正面强攻难以奏效。
林川洞悉了其中的关键。他深知，司法独立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石之一，但在此刻的大明，欲速则不达。他再次为革新派指明了策略方向。
他首先请王贞仪带领格物院中研究律法沿革与海外政体的学士，整理汇编历代关于司法独立的萌芽思想（如“法不阿贵”），以及欧罗巴诸国不同司法体系的优劣比较，为“行政审裁院”的设立提供学理和事实上的支持，证明其并非凭空臆造，而是有其历史渊源和现实参照。
其次，他授意张文显等人，不再坚持“行政审裁院”完全独立且权力巨大，而是提出一个大幅缩水的“过渡性方案”：先在南京试点设立一个“行政讼案审议处”，该处人员由议会推荐、皇帝任命，但其审理范围仅限于民众针对州县一级官府具体行政行为（如征税、摊派、征地补偿）提起的诉讼，且其判决需报刑部备案方可生效。此举意在减小阻力，先搭建起一个雏形框架。
同时，他让顾炎成等人在《大明公报》上，连续刊发系列文章，不再空泛讨论“司法独立”，而是聚焦于具体案例，如江宁田产案中刑部提审引发的公正性质疑，以及其他地方官府滥用权力、百姓申诉无门的真实事例，用鲜活的故事激发公众对司法公正的渴望，为新机构争取民意基础。
此外，林川通过徐承烈，了解到军方对于一些地方官员在后勤征调、军户管理中的不法行为也深感头痛，希望能有一个更公正的申诉渠道。他巧妙地将这一信息传递给议会中的支持者，使得设立一个相对超然的仲裁机构，也符合军方的部分利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分化了反对阵营。
尽管李守俊等人仍在高喊“祖宗之法不可违”，斥责试点方案是“换汤不换药”，但基于现实问题、有限目标且带有明显过渡性质的方案，终究更容易被各方勉强接受。在经过反复的拉锯、妥协和修改后，议会最终通过了《于南京试行设立行政讼案审议处章程》。
皇帝在权衡各方利益，尤其是考虑到此举或可一定程度上整肃吏治、安抚民心后，最终朱批“依议试行”。
南京行政讼案审议处，这个权力有限、处处受掣肘的新生机构，终于在一片争议声中挂牌成立。它的诞生，如同在传统行政司法合一的铜墙铁壁上，凿开了一道细微的裂缝。光芒虽弱，却预示着一种全新的权力制衡理念，开始在这古老的帝国悄然生根。新制度的生命力，在试图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最核心领域，再次以退为进，迈出了试探性却又至关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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