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徽律疏》定鼎法度，庠序之教蔚然成风，帝国的文治至此，已臻于经纬万端、内外兼修的化境。然而，李恪与崔芷柔深知，一个真正伟大的文明，其影响力绝不应止于疆域之内，其光芒当能穿透语言与习俗的壁垒，泽被远方，引领风尚。就在这盛世气象蒸蒸日上之际，一件关乎文明交融、影响更为深远的大事，也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刻。
大慈恩寺内，历经数载寒暑，由玄奘法师主持的译场，终于完成了佛经翻译史上最为浩大也是最为精审的一项工程——《大般若经》六百卷的汉译工作。此经乃大乘佛教的基础与核心，其卷帙之浩繁，义理之深奥，前所未有。玄奘法师以其无与伦比的佛学造诣与语言天赋，带领着汇聚了天竺、西域及中土高僧、学者的译经团队，字斟句酌，务求信、达、雅，终将此佛门瑰宝，完整、准确地呈现于中土世人面前。
这一日，大慈恩寺钟鼓齐鸣，香云缭绕。李恪与崔芷柔亲临寺院，参加《大般若经》译成庆典。寺内广场之上，新译出的经卷陈列于香案，以明黄锦缎覆盖，庄严肃穆。玄奘法师率众僧侣及译场成员，恭迎圣驾。
“法师辛苦了。”李恪亲手扶起玄奘，目光扫过那堆积如山的经卷，语气中充满敬意，“此经译成，非仅佛门盛事，亦是我大唐文治之光辉，泽被后世之无量功德。法师之功，堪比昔年鸠摩罗什，光照千秋！”
玄奘法师合十躬身，清癯的面容上带着平静的喜悦：“陛下过誉。此乃佛法东渐之缘，亦赖陛下护持、朝廷鼎力，方能成就此业。贫僧不过尽绵薄之力，导此智慧之流，汇入中土文明之海。”
庆典之上，玄奘法师择取《大般若经》精要，为帝后及在场百官、僧俗信众开示讲解。其言辞精妙，深入浅出，将深奥的“空性”智慧与儒家“仁恕”、道家“自然”之道相互印证，令人闻之，如饮醍醐，不仅佛门弟子心驰神往，便是许多士大夫亦觉豁然开朗，看到了另一种理解世界与安顿心灵的途径。
李恪当即下旨，将新译《大般若经》颁行天下名山大寺，敕令抄录流传。并宣布，由朝廷出资，将译场历年所出所有经论，包括《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等重要论着，统一刊印，不仅藏于宫廷、官府、官学，更允许民间书坊翻刻售卖，使佛法智慧，能真正惠及寻常百姓。
此旨一出，影响远超宗教范畴。 首先，系统、精准的佛经译本，极大地促进了佛教在中国更深层次的本土化与理论化，催生了如唯识宗等新的宗派，丰富了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其次，朝廷对译经事业不遗余力的支持与推广，再次向西域、天竺乃至整个已知世界，彰显了大唐海纳百川的文化自信与引领文明进步的雄心。
很快，更多的天竺、西域高僧，闻风而动，携带着更多经典、技艺，不远万里来到长安。他们不仅进入译场，也有一部分人因其在医学、天文、工巧等方面的特长，被吸纳进入广文馆，与中土学者交流切磋。来自波斯的景教、摩尼教教士，也因其在历法、医药上的知识，得到了官方的礼遇和研究的空间。长安，真正成为了世界级的文明交汇熔炉。
立政殿内，崔芷柔亦深受这股文明交流浪潮的影响。 她研读了一些由玄奘法师翻译的、涉及心性修养与慈悲观念的经文，深有感触。她与李恪商议后，以皇后名义，向京兆府下辖的“慈幼庄”、“悲田院”等慈善机构，额外捐赠了一批钱帛物资，并建议其在抚育孤儿、赡养孤老时，可适当引入佛教倡导的慈悲、平等精神，注重心灵慰藉。她还请尚宫局中通晓文墨的女官，将一些佛经中关于孝道、和睦、节俭的教诲，以通俗易懂的白话编写成《劝善录》，分发于宫中及命妇圈子，引导向善之风。
这一日，李恪与崔芷柔再次登上乐游原。极目远眺，但见长安城气象万千，城中佛寺的塔尖与道观的飞檐、儒学的庠序错落有致，和谐共存。西市方向，依稀可见异国商旅往来；大慈恩寺的钟声，悠扬沉静，与官学中传出的读书声、市井的喧嚣声，共同编织成一曲宏大而和谐的盛世交响。
“大家看，”崔芷柔轻声道，“这梵钟之声，与庠序书声，看似不同，实则皆在净化人心，引导向善。佛法之慈悲，儒道之仁爱自然，广文馆之格物致用，如今在这长安城中，竟能如此相融共生。”
李恪颔首，目光深邃，仿佛看到了更远的未来：“这便是朕心中真正的盛世。非惟兵甲之利，仓廪之实，更在于文明之盛，心胸之广。让这智慧的光芒，无论来自何方，都能在此地找到土壤，生根发芽，最终成为滋养我大唐、乃至滋养后世无尽岁月的参天大树。这，才是永徽留给后世最宝贵的遗产。”
梵钟悠远，文明交融。
泽被八荒，光耀千古。
李恪与崔芷柔，以超越时代的胸襟与气魄，不仅铸就了一个强大的帝国，更开创了一个思想活跃、文化多元、自信开放的黄金时代。这盛世的回响，必将穿透历史的层云，在未来的时光长河中，激起永不消逝的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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