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片像揉碎的棉絮，从黄昏飘到深夜，把棉田、屋舍、田埂都盖成了一片白。窗棂上结着冰花，像谁用指尖画了满窗的玉树琼枝，屋里却暖得很——灶膛里的柴火“噼啪”跳着，铁炉上炖着的梨汤冒着白汽，把墙面熏出层淡淡的水雾。
麦生把最后一块劈柴塞进灶膛，火星子溅到围裙上，他拍了拍，转身往炕桌凑。炕上铺着新缝的棉垫，红绒棉絮露着边，是哑女下午刚铺好的。桌上摆着碟炒花生、一碟腌萝卜，还有碗刚出锅的炒南瓜子，都是白天从囤里取的。张叔坐在炕头，烟袋杆在鞋底磕了磕，把火星磕灭：“今年这雪下得好啊，‘瑞雪兆丰年’，老辈人这话错不了。”
哑女正给大家倒梨汤，青瓷碗里浮着几粒枸杞，甜香混着雪的清冽飘满屋子。她看了眼窗外，雪已经没过脚踝，棉田那边的轮廓只剩片模糊的白，像幅没干的水墨画。“去年这时候，雪没这么大，”她轻声说，“那时候虎娃还在学走路，扶着门框摇摇晃晃，总爱抓着棉门帘上的绒球。”
虎娃此刻正趴在张叔腿上，手里攥着个布老虎，是用做棉袄剩下的红绒布缝的。他咬着老虎的耳朵，含混地说：“爷爷，雪……雪下面有棉桃吗？”张叔笑了，捋着他的头发：“傻娃，棉桃早收进仓了，雪下面藏着的是明年的苗——等雪化了，土就软了，籽儿一撒，就冒出绿芽芽了。”
麦生端起碗，梨汤的热气模糊了眼镜片：“我今早在棉田边插了些竹桩，比着去年的记号插的，开春犁地时就知道该往哪片撒底肥。”他从怀里掏出个小本子，翻开泛黄的纸页，上面画着棉田的草图，每个竹桩的位置都标着数字，“东边那片沙土地，得多掺点腐熟的羊粪，去年种的籽儿在那儿长得最壮。”
哑女凑过去看，指尖点在“3号桩”的位置：“这里去年结了个双胞棉桃，记得吗？像两个贴在一起的小灯笼。”麦生点头，眼里亮起来：“当然记得，你还说要留着那两个桃壳做针线盒，后来给虎娃当玩具了。”
雪下得更紧了，风卷着雪粒打在窗纸上，“沙沙”声像春蚕在啃桑叶。张叔磕了磕烟袋，忽然说：“我年轻那会儿，棉田没这么大，就三亩地，全靠人拉犁。有年雪下了七天七夜，开春一看，地里的虫都冻僵了，那年的棉桃长得比拳头还大。”他顿了顿，看着虎娃，“人啊，就得跟这雪似的，沉得住气，该藏的时候藏，该发的时候就使劲冒头。”
虎娃似懂非懂，把布老虎往雪地里指：“我明天要堆个雪棉桃，比去年的大！”大家都笑了，哑女擦了擦他嘴角的梨汤渍：“好啊，明早咱一起堆，给雪棉桃戴个红绒帽。”
梨汤炖得差不多了，麦生往炉子里添了块炭，火苗舔着锅底，把汤香烘得更浓。他想起下午在仓房翻出的棉籽，饱满得像小珍珠，装在陶罐里，罐口用红布扎着。“籽儿都选好了，”他说，“今年挑的都是粒大的，哑女说要留一半做种，另一半给邻村的老王家，他家去年的籽儿不够了。”
张叔点点头：“互助着好，都是种棉人，离不得帮衬。当年我家的牛病了，还是你爹牵着牛来帮我犁的地呢。”这话像块小石头，在大家心里荡开圈涟漪，屋里静了静，只有梨汤的咕嘟声和窗外的雪声。
哑女忽然起身，从柜里抱出个蓝布包，打开来，是件半旧的棉袄，袖口磨出了毛边。“这是麦生刚嫁过来时穿的，”她笑着说，“那时候他总说棉袄沉，现在天天穿着下地呢。”麦生挠挠头，接过棉袄摸了摸，布面已经洗得发白，但棉絮依旧蓬松：“这棉袄暖和，比新做的还暖——里面的棉絮，是第一年收的红绒棉。”
雪不知何时小了，月光从云缝里漏下来，把雪地照得泛着银亮。虎娃已经趴在张叔怀里睡着了，布老虎掉在炕席上。哑女把他抱到里屋，盖好小棉被，回来时手里多了串晒干的棉桃壳，挂在炉边的钩子上，说是“辟邪”。
“等雪化了，”麦生望着窗外，“就该晒棉籽了，得选个大晴天，摊在竹匾里，让太阳好好晒透。”张叔应着：“嗯，晒透了才出芽，跟人似的，得经得住晒，经得住冻，才能长结实。”
梨汤的甜、炭火的暖、雪的清，还有棉絮的软，在屋里缠成一团，像个看不见的棉窝，把每个人都裹在中间。这雪夜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就是这围炉的暖、说不完的家常、对来年的盼头，让日子像锅里的梨汤，越炖越稠，越品越甜。
窗外的雪地上，竹桩的影子静静站着，像在守护着一场关于春天的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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