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线的警讯如同北地骤然刮起的寒风，瞬间给刚刚因宝钞略有起色而带来的一丝暖意蒙上了阴霾。田娃深知，此刻任何犹豫都可能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他必须在朝廷做出可能损害宝钞根基的决策前，拿出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
他几乎是不眠不休，与户部几位精通钱粮、且对宝钞事务较为支持的郎中日夜商讨，结合扬州“特许商会”初步运转的经验，迅速拟定了一份《西线军需宝钞辅助供给条陈》。
条陈的核心在于“借商之力，缓官之压”。具体提出：由朝廷授权，委托扬州、苏州等已初步建立宝钞流通体系的“特许商会”，组织商队，承运一批非核心但急需的军需物资前往西线，如药材、皮革、帆布、部分特定铁料及工匠工具等。这些物资价值高、体积重量相对较小，适合长途贩运。
结算方式则采用“宝钞预付+盐茶引结算”的组合：朝廷预先支付部分宝钞作为定金和采购款，商会凭此向会员商号征集物资并组织运输；待物资安全抵达西线指定军仓验收后，剩余款项主要以盐引、茶引支付，并允许商会将部分利润折换成更大面额的宝钞凭证，未来可在江南盐场茶山优先提货。同时，为激励商会，给予此次运输税费全免，并承诺未来在其涉及漕运、市舶业务时给予优先权。
这是一个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方案。朝廷以未来的专卖利润和部分宝钞信用，撬动了民间资本和物流力量，缓解了眼前的现金压力和运输难题。而商会则获得了稳定的利润来源和宝贵的政策优惠，进一步提升了其地位和宝钞的流通价值。
条陈迅速呈递御前。此刻，西线最新的军报也陆续传来，扩廓帖木儿的骑兵依旧在边境游弋，虽未大规模攻城略地，但其造成的恐慌和破坏正在蔓延，几个小型卫所已被迫后撤。朝堂之上，要求立刻调拨大军、严惩扩廓的呼声越来越高。
朱元璋在巨大的压力下，仔细审阅了田娃的条陈。他看到了其中蕴含的巧妙构思，也看到了将其与西线军务捆绑所带来的政治风险——若成功，自然能解燃眉之急，并大大推进宝钞；若失败，物资延误或商会从中舞弊，则西线局势可能恶化，宝钞信誉也将遭受重创。
“你有几成把握？”朱元璋放下条陈，目光如鹰隼般盯着田娃。
田娃深吸一口气，坦然道：“陛下，世间从无万全之策。然，相较于立刻抽调大军、耗尽国库现银，此策若成，可省却朝廷大量人力物力，更能稳固宝钞信用。臣已严令扬州商会，必须由信誉卓着之大商号联保，并请锦衣卫暗中随行监督押运。臣愿立军令状，若此事有失，臣甘当重罪！”
他的坚定与敢于担责的态度，打动了朱元璋。皇帝深知国库现状，也明白扩廓帖木儿用兵诡谲，贸然大军西进确实风险不小。
“准！”朱元璋终于下定决心，“便依你所奏，即刻办理！田娃，此事由你全权负责，西线沐英、耿炳文处，朕会下旨命其配合接应。记住，物资关乎西线将士安危，不容有失！”
“臣，领旨！必不负陛下所托！”田娃重重叩首，心中既感压力如山，又涌起一股临危受命的豪情。
圣旨一下，田娃立刻行动起来。他通过八百里加急，将详细指令和授权文书发往扬州，命盐运使及商会会长沈万金即刻筹备。同时，他密信毛骧，派遣得力干员，以商队护卫或伙计的身份，混入此次运输队伍，负责暗中监督与保卫。
扬州方面，接到指令的沈万金既兴奋又紧张。这是他和他代表的商会势力第一次直接参与国家军务，若能成功，其在商界的地位将无可撼动。他立刻召集商会核心成员，凭借其影响力和丰厚的利润承诺，迅速筹集到了首批价值不菲的药材和皮革。赵德柱虽然心中嫉恨，但在朝廷旨意和巨大利益面前，也不敢公然阻挠，甚至其掌控的车马行也不得不参与部分运输，分一杯羹。
一支由数十辆大车、上百匹驮马组成的特殊商队，在官府的绿灯和锦衣卫的暗中注视下，悄然从扬州出发，沿着运河一路西进，然后转入陆路，向着遥远的甘肃前线迤逦而行。
消息传回京师，朝野瞩目。赞同者称赞田娃思路开阔，善于借力；反对者则冷眼旁观，等着看这“异想天开”之举如何收场。李善长对此不置可否，清流们则私下议论，认为此举“有损国体”，“与商贾谋国事，岂是正道？”
田娃无暇理会这些议论，他的全部心神都系于那支西行的商队。他每日都要查看各地驿站传来的商队行程简报，计算着日期，推演着可能遇到的困难——盗匪、天气、道路、乃至地方官吏的刁难。
时间一天天过去，西线军报依旧紧张，扩廓帖木儿的骑兵活动愈发频繁，似乎在酝酿更大的动作。朝堂上的压力与日俱增，对田娃此举的质疑声也渐渐大了起来。
直到一个多月后，一份来自西宁侯沐英的八百里加急军报抵达京师，除了汇报边境军情外，末尾特意提及：“……扬州商会承运之药材、皮革等军需，已于日前安全抵达肃州卫，验收无误，已分发各营。此举解我燃眉之急，军中称便。”
简短的几句话，在田娃听来，却如同仙乐！成功了！他紧绷了近两个月的神经，终于可以稍稍放松。他立刻将这份军报摘要呈送御前。
朱元璋看后，良久不语，最终只对侍立的太监说了一句：“告诉田娃，这事，他办得不错。”
没有额外的赏赐，没有公开的褒奖，但这句“办得不错”从朱元璋口中说出，已是极高的肯定。
西线的烽火并未因这批物资的到来而熄灭，扩廓帖木儿的威胁依然存在。但田娃知道，他成功地在这危机之中，为宝钞赢得了一次宝贵的实战检验和喘息之机。“借商助饷”的模式被证明可行，宝钞的信用和实用性，在血与火的边关，得到了最有力的背书。
然而，他还没来得及品味这小小的胜利，新的挑战已然接踵而至。随着商会力量的显现和宝钞流通范围的扩大，如何更有效地监管、引导这股日益壮大的资本力量，防止其尾大不掉，甚至反噬朝廷，成为了摆在他面前，比筹措军饷更为复杂和棘手的难题。扬州的博弈，只是开始；真正的风雨，或许还在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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