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云山县返回清州市区的路上，车厢内异常安静。连续数日的基层走访，让团队的每个人都积累了太多需要消化的见闻与思考。赵晓颖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和村庄，手指无意识地在笔记本的封面上轻叩。
“大家有什么特别想聊的吗？”她转过头，打破沉默，“关于这几天的所见所闻，或者关于我们接下来应该关注什么？”
老方导演从后排探过身：“我在想，我们听了这么多普通人的声音，也看到了基层治理的复杂实践。但有一个维度，我们似乎接触得还不够——那些真正身处决策位置、掌握着资源配置权力的人，他们如何看待‘不负人民’？他们的内心世界是怎样的？”
王工推了推眼镜：“我同意。制度设计、政策执行，最终都要通过具体的人来实现。如果只看到基层的执行者和普通的受益者，而看不到决策者的思考与困境，这幅图景就不完整。”
小林翻看着这几天的访谈记录：“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对那些身居高位、手握权柄的人而言，‘无上光荣’这样的词到底意味着什么？是责任的沉重，还是光环的虚妄？或者二者都有？”
“这个角度很重要。”赵晓颖若有所思，“‘无上光荣’这个词，在官方语境中常用来形容某些岗位和使命。但光荣的背后，往往是不为人知的压力、抉择甚至孤独。我们应该去听听他们的声音。”
车子驶入市区，正值傍晚高峰。红绿灯前，赵晓颖做了决定：“联系一下李正峰副市长吧，看他这两天是否有时间。另外，我想拜访宋清风书记。”
两天后，清州市委大院。
宋清风的办公室简朴而整洁，书柜里除了政策文件和理论着作，还摆放着几本明显被反复翻阅的文学和历史书籍。墙上挂着一幅书法：“政如农功，日夜思之”。
“晓颖同志，坐。”宋清风从办公桌后起身，示意赵晓颖在沙发落座。他看起来比三年前清瘦了些，鬓角的白发也更明显，但眼神依然锐利沉静。
秘书端来茶水后退了出去。宋清风在对面沙发坐下，开门见山：“听说你们这段时间走了不少地方，听了不少声音。怎么样，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赵晓颖斟酌着措辞：“宋书记，最大的感受是，‘人民’这个概念，落到现实中是千差万别的具体面孔和需求。基层干部在努力回应这些需求，但往往力不从心；普通民众在努力生活，但也各有各的困境和期待。”
宋清风微微点头，端起茶杯却没有喝，只是看着杯中浮沉的茶叶：“是啊。我这些年最大的体会就是，做领导工作，最容易犯两个错误：一是把人民抽象化，用统计数字代替活生生的人；二是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以为‘我是为你好’就能代替真正的倾听和尊重。”
“但平衡很难，不是吗？”赵晓颖试探着问，“资源总是有限的，需求总是无限的。如何取舍，如何排序，这恐怕是领导者最痛苦的抉择。”
宋清风放下茶杯，目光投向窗外。院子里，一棵老槐树在风中轻轻摇曳。
“我给你讲个真实的故事吧。”他的声音平缓下来，“大概五年前，我刚到清州工作不久，当时要推进一项重大的城市改造工程，涉及老城区十几万人的动迁。方案论证了很久，从规划到补偿标准，都经过了反复测算和听证，我们自认为已经考虑得很周全了。”
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整理回忆：“动迁启动前一个月，我决定自己单独去老城区走走，不通知任何人。在一个即将拆除的老巷子里，我遇到了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先生。他一个人住在一间不到二十平米的平房里，屋子昏暗潮湿，但收拾得很整洁。我们聊了起来。”
“他告诉我，他在这条巷子住了六十年，妻子在这里去世，三个孩子在这里长大成人。虽然房子破旧，但每一块砖、每一道裂缝，都承载着他们一家人的记忆。他说他不反对改造，也知道这是城市发展的需要，但就是舍不得。”
宋清风的眼神变得深远：“那天我在他屋里坐了一个多小时，听他讲巷子里的往事：夏天的晚风，冬天的炉火，邻居间的互助，节日的喧闹……临走时，老先生拉着我的手说：‘宋书记，我不是要为难政府。我就是想，能不能把巷口那棵老槐树留下？我妻子当年最喜欢在树下乘凉，孩子们也常围着它玩耍。’”
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
“后来呢？”赵晓颖轻声问。
“后来，”宋清风收回目光，“我让规划部门重新调整了方案，不仅保住了那棵老槐树，还围绕它设计了一个小公园，把巷子的一些老地名、老故事做成文化墙。改造后的新小区，特意保留了一段老巷墙作为景观。那位老先生现在住在安置房里，他告诉我，他每周都要去那个小公园坐坐，看看老槐树，跟老邻居聊聊天。”
“这个调整，代价不小吧？”赵晓颖能想象其中的协调难度。
“增加了一千多万的预算，调整了三个相关部门的施工计划，开了七八次协调会。”宋清风坦言，“有人私下说我太‘感情用事’，说城市改造不能总被个别人的情感牵绊。但我坚持了。”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晓颖同志，你知道我为什么坚持吗？因为那位老先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城市不只是钢筋混凝土的堆砌，更是记忆与情感的容器。‘不负人民’，不仅仅是让他们住上更好的房子，还要尊重他们的情感纽带和历史认同。那一千多万，买的不仅是一棵树的保留，更是十几万老居民对这座城市的归属感和信任。”
赵晓颖认真记录着，同时问道：“但这样的个案处理，会不会让决策变得随意？毕竟，不是每个诉求都能被满足，也不是每个领导者都愿意或有能力去倾听这样的细节。”
“问得好。”宋清风转过身，“所以制度建设才如此重要。我们现在推行的‘民生实事群众点单’机制、‘社区规划师’制度、重大决策前的‘沉浸式调研’要求，都是在尝试把这种对个体情感的尊重、对细节的关注，变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方法。”
他回到沙发坐下，神情严肃起来：“但说实话，制度和方法的背后，最终取决于领导者有没有一颗真正敬畏人民的心。有些人把领导岗位视为权力的象征，有些人视为实现个人抱负的平台，这都没错。但我认为，最根本的，是要把它视为一份沉甸甸的信托——人民把未来的一部分托付给你，你必须对得起这份信任。”
“这就是您理解的‘无上光荣’？”赵晓颖问。
宋清风缓缓点头：“光荣不在于职位高低，而在于你是否配得上这个职位所承载的信任。每次做重大决策时，我常会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这个决定是否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第二，如果我是受影响的老百姓，我会怎么想？第三，五年、十年后回头看，我会不会为这个决定感到羞愧？”
“这三个问题，让很多决策变得艰难。”赵晓颖感慨。
“艰难就对了。”宋清风的眼神锐利起来，“轻易做出的决策，往往意味着思考不够深入、调研不够扎实。我常跟干部们说，如果你觉得某个决策做起来特别轻松，那你就要警惕了——要么是你漏掉了关键信息，要么是你回避了真正的问题。”
谈话持续了近两个小时。临别时，宋清风送赵晓颖到办公室门口，忽然说：“晓颖同志，你们这个调研很有意义。但我想提醒一点：不要只记录那些成功的故事，也要敢于直面问题和失败。一个只讲成绩的社会是不真实的，一个不敢反思失败的民族是危险的。‘不负人民’，也包括有勇气承认我们做得不够好的地方，并有决心去改进。”
赵晓颖郑重地点头：“我记住了，宋书记。”
第二天下午，副市长办公室。
李正峰的办公室比宋清风的更加“实用主义”：墙上挂满了各种规划图和进度表，书柜里塞满了专业文献和政策汇编，办公桌上除了文件，还摆着几个建筑模型。
“颖姐，你可算来找我了。”李正峰笑着起身，与赵晓颖握手。三年多的副市长历练，让他身上褪去了不少青涩，多了几分沉稳干练，但眼中那份理想主义的光芒并未熄灭。
“怕打扰你工作。”赵晓颖在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怎么样，这个位置坐得还习惯吗？”
李正峰一边给她倒水，一边苦笑：“习惯？恐怕这辈子都习惯不了。每天一睁眼，就是几十件需要决策的事，每件事都关系到具体的人和具体的利益。有时候晚上做梦，都在开会、看文件、协调矛盾。”
“但你还是选择了这条路。”赵晓颖接过水杯。
“是啊。”李正峰坐回椅子，身体微微前倾，“有时候我自己也想，如果当年没有卷入那场车祸调查，如果后来没有参与专案组，我现在可能在某个研究院做技术工作，生活规律，压力小得多。但……”他停顿了一下，“但我并不后悔。”
“为什么？”赵晓颖追问。
李正峰的目光落在桌面的一个相框上——那是他和赵晓颖在父亲李正峰墓前的合影。照片里，两人的表情庄重而坚毅。
“因为我亲眼见过，当权力失去监督、当制度出现漏洞时，会给普通人带来怎样的灾难。”他的声音低沉下来，“胡三强案、刘明维案，还有后来挖出的那一系列腐败窝案，每一个案件的背后，都是被损害的利益、被扭曲的公平、被辜负的信任。”
他抬起头，眼神坚定：“所以我告诉自己，如果我有机会进入这个系统，我就要努力把它变得好一点。哪怕只是一点点改变，能让老百姓办事少跑一次腿，能让一个合理的诉求不被推诿，能让一项好政策不被扭曲执行，那就值了。”
赵晓颖点点头：“这几年的副市长工作，让你对‘权力’的理解有什么变化？”
李正峰思索片刻：“最大的变化是，我认识到权力既可以是解决问题的工具，也可能成为问题本身。关键在于掌权者的价值取向和使用方式。”
他举例道：“比如我们正在推进的‘一网通办’改革。从技术上说，就是把各部门的数据打通，让老百姓办事少跑腿。但你知道推行起来有多难吗？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信息系统，有自己习惯的工作流程，有或明或暗的利益考量。有些人担心权力透明化会削弱自己的‘操作空间’，有些人则单纯抗拒改变。”
“你怎么应对？”赵晓颖问。
“首先是耐心的沟通和技术演示，让大家看到便利和效率的提升。”李正峰说，“但对那些出于私利而阻挠的，也要有坚决的态度。我开了三次专题协调会，最后一次我直接说：‘如果你觉得你这个部门的权力，就是要老百姓多跑几趟才能体现，那我建议你换个岗位。因为我们的政府，不是为了让你有权力感而存在的。’”
“这话说得挺重。”赵晓颖说。
“不得不重。”李正峰神色严肃，“改革进入深水区，触及的都是硬骨头。没有点‘得罪人’的勇气，什么也改不了。当然，”他话锋一转，“光有勇气还不够，还得有智慧。有些时候需要迂回，有些时候需要交换，有些时候需要等待时机。这大概就是政治的艺术吧。”
赵晓颖在本子上记录着，又问：“在推进这些改革的过程中，你个人有没有遇到过特别艰难的时刻？比如不被理解，甚至被误解的时候？”
李正峰沉默了几秒，然后起身走到窗前。窗外是清州的城市天际线，夕阳正缓缓落下。
“去年推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时候，有一次我被一群居民围在小区里，质问、指责，甚至有人情绪激动地推搡。”他的背影在夕阳中显得有些疲惫，“他们质疑补偿标准，质疑施工方案，质疑一切。我当时真的很委屈——我费尽心力推动这项惠民工程，为什么反而被骂？”
“后来怎么解决的？”
“我在那个小区住了三天。”李正峰转过身，脸上露出一丝苦笑，“不是作秀，是真的住进去。住在一户愿意接待我的居民家里，每天跟大家一起买菜、聊天，参加他们的议事会。第三天晚上，我在议事会上把所有的账目、所有的方案选择、所有的困难，毫无保留地摊开来给大家看。”
他走回座位：“那个晚上，我们从七点谈到凌晨一点。当我终于解释清楚为什么只能提供这个补偿标准，为什么施工方案要这样设计时，一位之前骂得最凶的大爷站起来说：‘李副市长，你早这么跟我们说，我们早就理解了。’”
“所以问题在于沟通？”赵晓颖问。
“不止是沟通。”李正峰摇头，“更在于我们是否真正把老百姓当成平等的对话者，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很多时候，我们习惯于‘为民做主’，却忘记了应该‘与民协商’。那一周的经历让我深刻意识到：政策的善意不等于政策的有效性。只有让民众参与到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他们才会真正认同和拥护这个政策。”
夕阳的余晖透过窗户洒进办公室，给一切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色。李正峰的脸在光影中显得格外清晰。
“正峰，”赵晓颖换了更亲近的称呼，“你现在怎么理解‘无上光荣’这个词？”
李正峰靠在椅背上，目光投向天花板，仿佛在寻找答案。
“小时候，我觉得光荣就是立功受奖，就是被人赞扬。”他缓缓说道，“后来经历了父亲的事，我觉得光荣就是坚持正义，就是不畏强权。而现在……”他坐直身体，眼神清澈，“我觉得光荣是一种状态——当你所做的工作，能够真实地改善哪怕一个人的生活；当你的决策，能够经得起良心的拷问；当你在夜深人静时回想一天的工作，能够对自己说‘我今天没有辜负任何人的信任’——那种内心的平静和满足，就是无上光荣。”
他顿了顿，继续说：“这种光荣很微小，不像勋章那样闪闪发光。但它很真实，像呼吸一样必要。说到底，领导岗位的光荣，不在于你拥有多少权力，而在于你如何使用这些权力；不在于你得到多少赞美，而在于你是否配得上这些赞美。”
办公室安静下来，只有墙上时钟的滴答声。
“晓颖，”李正峰忽然问，“你采访了这么多人，听了这么多故事，你觉得我们这个时代，配得上‘无上光荣’这四个字吗？”
这个问题让赵晓颖愣住了。她沉思良久，才缓缓回答：“如果从个体层面看，我见到了太多配得上这四个字的人——有在基层默默耕耘几十年的社区干部，有在困境中坚守良心的企业家，有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普通人，当然，也有像你和宋书记这样在领导岗位上努力‘不负人民’的干部。”
她话锋一转：“但如果从系统层面看，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制度漏洞依然存在，不公平现象并未完全消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时有反弹。更重要的是，如何让‘无上光荣’从少数人的自觉，变成整个系统的文化和生态，这可能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
李正峰深深点头：“你说得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既要有理想主义的坚守，又要有现实主义的清醒。改变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只要我们每个人都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哪怕每次只前进一小步，这个社会就会变得好一点。”
谈话结束时，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李正峰送赵晓颖到电梯口。
“颖姐，”在电梯门打开前，他忽然说，“谢谢你这些年一直在记录、在思考、在发声。有时候我们这些体制内的人，容易陷入具体事务而忘记抬头看路。你们的工作，就是在帮我们看路，提醒我们为什么出发，要走向哪里。”
赵晓颖微笑：“这也是我的‘无上光荣’。”
电梯门缓缓关上。在下降的过程中，赵晓颖靠在轿厢壁上，回味着今天这两场对话。宋清风的宏观视野与人文关怀，李正峰的务实作风与理想坚守，虽然风格不同，但内核相通——他们都把领导岗位视为一份需要敬畏的信托，都把“不负人民”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标尺。
但她也清醒地认识到，这样的领导者并非多数。在更庞大的官僚体系中，有多少人真正怀有这种情怀？有多少人只是在例行公事？又有多少人甚至利用权力谋取私利？
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需要更深入的调研和更长时间的观察才能获得。
回到住处，团队已经等在那里。听完赵晓颖的转述，大家陷入了沉思。
“所以‘无上光荣’的真正分量，在于它是自我赋予的，而非外界授予的。”王工首先打破沉默，“它是一种内心的尺度，是良知与责任的对话。”
小林接着说：“但问题在于，如何让更多的人拥有这种内心的尺度？如果只靠个人觉悟，那太脆弱了。必须要有制度的引导和约束。”
老方导演则从另一个角度思考：“我在想，我们如何用影像呈现这种‘无上光荣’？它不是外在的勋章绶带，而是深夜办公室的灯光，是决策前的沉思，是面对群众质疑时的耐心，甚至是犯错后的坦诚与改正。这些细微的时刻，恰恰是最有力量的叙事。”
赵晓颖听着大家的讨论，在笔记本上写下：
“今日访谈给我的最大启示：‘无上光荣’不是一个静止的荣誉状态，而是一个动态的实践过程。它体现在：
1. 决策时的敬畏——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未来负责；
2. 执行时的坚韧——面对阻力不退缩，面对困难不放弃；
3. 沟通时的真诚——把人民当作平等的对话者而非被动的接受者；
4. 反思时的勇气——敢于承认不足，勇于改进提升。
而最深层的挑战在于：如何让这种实践从个人自觉升华为制度文化？如何建立让‘光荣者’得到激励、让‘渎职者’受到惩戒的良性循环？如何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保持对权力本质的清醒认识和对人民立场的坚定坚守？”
写完这些，赵晓颖合上笔记本。窗外的城市灯火璀璨，每一盏灯背后，都有一个家庭，一段人生，一份期待。
她忽然想起宋清风讲的那个关于老槐树的故事。那棵被保留下来的树，不仅是一片荫凉，一个记忆的坐标，更是一种象征——象征着在快速发展、剧烈变迁的时代，有些东西需要被温柔地保存下来；象征着在追求效率、崇尚创新的同时，有些价值需要被坚定地守护。
这也许就是“无上光荣”的终极意义：在创造未来的同时，不遗忘过去；在追求进步的同时，不丢失温度；在运用权力的同时，不忘记本心。
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努力“不负人民”的人，无论职位高低，无论贡献大小，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诠释着“无上光荣”的真谛。而记录这些诠释，传递这些故事，或许就是赵晓颖和她的团队，在这个时代所能尽的一份特殊责任。
夜深了，清州渐渐沉睡。但在城市的许多角落，依然有人在思考、在工作、在守护。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而理解这些故事的意义，探索这些故事背后的时代密码，正是赵晓颖和她的团队，接下来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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