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山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尽，而另一场没有硝烟、却同样激烈的战争，已在更广阔的舆论场上轰然打响。
上海《申报》馆内灯火通明，主编与编辑们怀着激愤的心情，将刚刚收到的来自吉林的详细电文，以头版头条的醒目位置刊出，标题触目惊心——《日寇悍然入侵我天宝山，靖边军浴血奋战保疆土》。
报道以翔实的笔触，叙述了日军如何屡次越界挑衅、侮辱守军、制造事端，直至最终发动蓄谋已久的猛烈进攻，并盛赞江荣廷所部靖边军“为国守土，血染银矿，忠勇昭彰，气贯长虹”！
紧接着，《盛京时报》、《大公报》等南北各大报章纷纷转载，连篇累牍的报道如同道道惊雷，在全国范围内炸响。“日寇”、“侵略”、“自卫反击”、“血战不退”等字眼，如同灼热的烙铁，深深烫灼着每一位关心时局的读者的眼睛与心灵。
一时间，国内民情鼎沸，久被压抑的民族情绪如同火山般喷发。在北京，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的学生们率先走上街头，他们聚集在东交民巷附近，挥舞着临时书写的标语，慷慨激昂地演讲，高呼“抵制日货，雪我国耻！”、“扞卫主权，还我河山！” 在上海，广州，乃至武汉、长沙，游行、集会的浪潮此起彼伏。各地的士绅、商贾也罕见地联名上书督抚，请求朝廷务必强硬应对，“万不可再蹈甲午覆辙，屈膝求和！” 自甲午战争惨败、马关割台以来，积压了十余年的屈辱、愤懑与不甘，在这场来之不易的、由边防将士用鲜血换来的“胜利”刺激下，找到了宣泄的出口。民间舆论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靖边军，声讨日本侵略行径。
紫禁城养心殿东暖阁内的气氛，却与民间街头的激昂振奋截然不同。这里空气凝重，檀香袅袅也驱不散那份深沉的忧虑。
慈禧太后半倚在软榻上，眼帘低垂，看似在养神，实则将几位军机大臣的奏对一字不落地听在耳中。
铁良率先出列，在涉及对外强硬的问题上，从不吝于发声：“老佛爷，天宝山一役，我靖边军将士力挫倭寇凶锋，实乃近年来罕见之胜绩！此战足以证明，我朝推行新政，编练新军，已卓有成效！日人虽悍，我大清将士亦非怯懦之辈！此战，不仅保住了天宝山矿利，更极大地维护了天朝威严！臣以为，正当借此契机，严词驳斥日方一切无理要求，使其知难而退！”
他话音刚落，那桐便忧心忡忡地开口，语气中充满了不安：“铁良大人所言，虽有道理。然……日人狼子野心，睚眦必报，此番在天宝山受挫，损兵折将，岂能甘心？万一其恼羞成怒，以此为借口，调集更多重兵前来报复，如之奈何？彼时战端一开，恐非一隅之地之争，而是关乎国运之相搏啊！不得不慎！” 他的担忧，并非孤例，恰恰代表了朝中一大批官员内心深处未曾消除的“恐日”心理。天宝山的胜利让他们惊喜，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积累的国力和甲午战争留下的阴影，更让他们感到具体而真切的后怕。
慈禧太后缓缓拨动着手中的佛珠，终于开口，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和深深的审慎：“打仗，打的是银子，是底气，是国本。徐世昌他们上次联名上书，说能不费中央一钱一厘，可万一……万一真打大了，打成了全面开衅，这银子，这兵饷，还能不费吗？倭人……是吓不住的。” 她顿了顿，浑浊却依然锐利的目光扫过众人，下达了旨意，“告诉外务部那班人，去跟日本人谈！但有一条，给哀家记清楚了，祖宗之地不可丢。 这是底线。至于其他的……你们，斟酌着办吧。”
这番旨意，既表明了坚守领土的最终底线，也给外交谈判留下了足够的回旋空间，更透露出她不愿事态无限扩大的核心意图。
就在清廷内部为是“乘胜追击”还是“见好就收”而意见纷纭、争论不休之际，日本的外交反击也已迅速发动。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再次前往清廷外务部，递交了一份措辞极其强硬、完全颠倒黑白的照会。
在外务部的会客厅内，伊集院彦吉面无表情，语气冰冷地宣读着照会内容：“……根据我方确切调查，此次事件，完全是由于清国边防部队蓄意设伏，野蛮攻击我正在天宝山附近进行正常、和平巡逻的帝国士兵所引发！清军此举，实属背信弃义，造成帝国陆军重大人员伤亡！武田大队所部之行动，完全是在遭到无耻偷袭后，被迫进行的自卫反击！清国政府必须对此严重事件负全部责任！”
这份照会，将武田少佐蓄谋已久的主动进攻，完全歪曲成了“被迫自卫”，将中国的守卫国土，污蔑为“蓄意埋伏”，极尽混淆视听之能事。
与此同时，在日本控制下的《顺天时报》以及在欧美有影响力的报刊上，日方操纵的舆论机器也开始全力开动，连篇累牍地大肆渲染“中国军队在间岛地区的暴行”、“清国排日情绪高涨，威胁东亚和平”，并配以精心裁剪、甚至伪造的所谓“证据”图片，在国际上竭力塑造日本作为“受害者”和“秩序维护者”的虚假形象，企图博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并向清廷施加更大的外交压力。
一场围绕天宝山事件的舆论战与外交战，在两国之间以及国际舞台上，骤然升级，其激烈与复杂的程度，丝毫不亚于刚刚结束的那场血肉横飞的阵地攻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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