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初透，案头那道朱批尚未干涸。我将手中竹简递还陈良，声音不高：“广州工坊的船已造好，今日下水。”
他双手接过，低头应是，袖口沾了些墨迹也未察觉。昨夜驿马连更送来三封急报，皆言新船装配已毕，只待验船启航。此刻我不再耽搁，起身整了衣袍，“备马，去城外校场调兵令。”
陈良一怔：“先生亲往？”
“非我去不可。”我说，“这一船出海，载的是蜀汉十年之谋。若在起航时出了差错，不必等敌军动手，民心先散。”
他不再多问，转身疾步出门传令。
半个时辰后，我已立于广州造船工坊岸边。潮气扑面，海风卷着咸腥掠过耳际。十艘新式商船并排停泊在坞道上，船身漆黑，甲板宽阔，龙骨加厚，舱壁设隔断，正是按系统所授图纸督造而成。工匠们列队候在两侧，工曹主事迎上前，脸色发紧，额角微汗。
“浮力测试时左舷下沉半寸。”他低声禀报，“已依《安全规程》重置压石，再试三次，皆稳。”
我点头，目光扫过船体。这船不同于旧式尖底帆舟，专为浅水急流与远海风浪兼修而建。平底利于内河转运，宽舱可容千石货物，尾舵灵活，配双桅高帆，顺风一日可行百里。
“防水隔舱可密闭？”
“每一舱皆有闸门，沉没两舱不碍航行。”
“领航之人可熟记《舟行指南》？”
“三人轮值，日夜观星测向，潮汐风向皆有记录簿。”
我走上首船甲板，脚下木板坚实无响。舱内丝绸成捆，瓷器装箱，茶叶密封于陶瓮之中，皆贴官印封条。此行所运虽非军械，却比刀兵更紧要——这是蜀汉第一次将国货直送南洋，换来的不只是金银香料，更是打破封锁的活路。
身后传来脚步声，陈良带人押来十名士卒，皆从水军精挑而出，懂操舟、识潮信、能应变。我逐一审视，最后停在领队面前。
“你可知此行最怕什么？”
“风暴迷途，触礁损货。”
“不。”我说，“最怕的是回来时，没人记得你们走过哪条航线。”
他愣住。
“每五日写一份航记，记风向、记星辰、记水色深浅、记岛屿方位。哪怕死一人，也要把记录带回。”
士卒肃然抱拳：“誓不负命！”
工曹主事这时快步登船，手中捧着一块铜牌。“已按先生吩咐，在船首嵌入‘蜀’字铭牌，另刻编号一至十，以便日后识别归属。”
我伸手抚过那块铜牌，冷而厚重。这不是商旅私船，是朝廷公器，是开路先锋。
“传令。”我转身下令，“即刻启坞，十船编队，缓行出港。首船领先三十丈，余者依次跟进，不得脱队。若遇风浪，鸣锣为号，改用桨舵协行。”
岸上鼓声响起，缆绳缓缓松解。船身随潮浮动，终于驶离坞架，浮于水面。众人屏息注视，只见十船平稳前行，无一倾斜。
突然有人惊呼：“左舷又现微倾！”
我未动，只盯着船体吃水线。片刻后，船自行调整平衡，原来是右舱压石受潮增重，经海水浸泡后逐渐均匀分布，反促成稳定。
“不是毛病。”我说，“是船在适应大海。”
人群松了口气。
我回头看向工曹主事：“从今日起，每月至少造两艘，三年内建成五十艘船队。广州设常驻船监，凡建造者，必先背诵《安全规程》全文，一字错罚一鞭，三遍不过者逐出工坊。”
他躬身领命。
我又对陈良道：“拟文报朝廷：海上商路已通，首航船队装载蜀锦三千匹、青瓷五百套、茶八百斤，目的地为南洋七岛。沿途设三处补给点，由驿站体系支撑。所有收益归国库专账，用于学堂与工坊扩建。”
陈良提笔记下。
我最后登上高台，望着船队渐行渐远，消失在珠江口外海的雾中。
三日后，成都丞相府接到广州快马急报：船队顺利进入南海主航道，中途遭遇季风突转，一度偏离路线，幸赖《舟行指南》所载“北极定纬法”，领航者以星位与日影角度推算位置，结合潮流向西修正航路，终回归正道。途中无损一船，无人落水。
我阅罢，当即召航讯司主官入府。
“自今往后，每月初一、十五，各州郡驿站须上报天气异动，尤其是沿海之地。风向、云势、海潮涨退，皆要详录。这些信息，全部送往广州，交造船工坊与航队参用。”
主官领命而去。
又过十日，南洋回信抵达。
使者带来一卷羊皮文书，上有赤色指印，译文如下：“南洋诸国共立盟约：蜀汉商船永许入境，免税三年；所售丝绸瓷器，皆奉为贵礼；愿以象牙、檀木、香料、珍珠交换，年年不断。若有阻拦者，诸国共讨之。”
我翻开附页，是一份贸易清单：首批交付的蜀锦被拆开展示时，光泽流转如水，当地贵族争相触摸，称“天丝织物”；一套青瓷茶具献予国王，其爱不释手，命人仿制未成，遂决定每年定制百套。
更有意思的是，他们提出希望派遣子弟来蜀学习织造与烧瓷技艺。
我提笔批道：“技艺不可轻传，但可设‘南洋匠学班’，每年收徒十人，教基础而不授核心配方。学费以香料支付。”
陈良在一旁轻声问：“真能成一条长久之路？”
“不止是路。”我说，“是网。陆路由魏吴掐断，我们便织一张海上的网。今日卖丝绸，明日就能卖铁器、纸张、火药。只要船不停，这条网就越拉越广。”
他沉默片刻，忽道：“已有士族上书，说海外蛮夷不可信，恐借通商之名行窥探之实，建议暂停航程。”
我冷笑：“他们怕的不是蛮夷，是百姓富了，不再靠他们租田过活。当年禁烟令也是这般借口。”
提起朱笔，在奏章背面写道：“海上通商，利在国本。凡阻挠者，视同妨害军需。今后此类文书，不必呈阅，径送监察台备案查办。”
当夜，我在府中召集户曹与工曹官员。
“第一船回来了。”我说，“带回来的不只是货物清单，还有航线图。我要成立‘海贸营’，专管远洋事务。人员从水军与商旅中选拔，待遇高于边军，阵亡抚恤翻倍。”
有人迟疑：“如此重赏，恐引投机之徒混入。”
“那就严审。”我盯着他，“宁可慢，不可滥。每一艘船都代表蜀汉颜面，每一个船员都要知责任重于性命。”
我又下令：“第二批船队一个月后出发，增加载量，加入茶叶专用密封舱。同时在广州设立‘海港司’，统管进出船只、货物查验、外使接待。凡参与海运者，发特制腰牌，三代免税。”
会议结束，众人退去。
我独坐文案之后，摊开南洋送来的地图副本。上面用红笔标出了七个通商港口，彼此相连，形成弧线。
指尖轻轻划过那条线。
这不是终点。这只是开始。
门外传来脚步声，陈良进来，手中拿着一封新到的急件。
“交州农吏报，红薯试种成功，亩产较稻谷高三倍，且耐旱易活。”
我抬眼。
“西南山民缺粮久矣。”我说，“把种子和种植法印成小册，通过扫盲学堂发下去。每教会十人种红薯者，奖布一匹。”
他记下，欲退。
“等等。”我叫住他，“让工曹准备图纸——我们要造更大的船。能走远洋，能抗巨浪，能载千人。”
陈良顿住。
“先生是要……跨海远航？”
我看着地图最南端那片空白海域，缓缓道：
“既然路已经打开，就不要只看眼前这几座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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