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昭将最后一封回信搁在案上，笔尖悬了片刻，才缓缓搁下。窗外天色已暗，檐下灯笼一盏盏亮起，映得庭院微红。他揉了揉手腕，指节有些发僵，却不觉疲倦。
《治平策》分送出去已有十余日。起初风平浪静，仿佛那书从未存在。可到了第五天，朝中便有人议论起来。先是几位老学士在翰林院闭门谈议，说书中“轻赋税、重实政”有违祖制；接着礼部一位郎中上疏，称此书“动摇纲常，惑乱士心”；再后来，街头巷尾竟出现了揭帖，说林昭借着书培植私党，图谋不轨。
这些话传到内阁时，已有三名守旧官员联名请旨，要求查禁《治平策》，并命林昭当廷自辩。
文书官捧着奏本进来，脸色发白。林昭接过看了，一页页翻完，只道：“记下名字。”
“大人不打算回应？”
“他们要的是争吵，我要的是明白。”林昭起身，“去准备一下，我要在国子监开一场讲会。”
消息传出，京中震动。六部官员、翰林学士、各地来京会试的举人皆可旁听。有人说是林相终于要亲自出面辩解，也有人说这是宰辅以势压人，借讲学之名行胁迫之实。
讲会当日，国子监大堂座无虚席。林昭穿青袍入堂，未带随从，只提一个布包。他在台上站定，不开口谈理念，也不讲政见，而是从包里取出三份册子，命人分发给在场众人。
一份是浙东垦荒前后粮产记录，由地方府衙盖印确认；
一份是岭南驿道修通后三年赋税增长明细，附工部核查批文；
第三份是临安官学近五年寒门子弟入学人数统计，连同学生籍贯与后续科考成绩。
“诸位若质疑新政，我便拿数据说话。”林昭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屯田免赋三年，是因为百姓初垦无力纳税；裁减皇庄岁供，是在宗室占地案结之后才推行；重实学而轻雕琢文章，并非废经义，而是让读书人能办实事。”
台下有人冷笑：“数据可以伪造。”
林昭点头：“你说得对。所以我把原始奏疏和回文都带来了。若有怀疑，现在便可查验。”
当即有御史起身，取过册子细看。一页页翻过，印章齐全，时间衔接无误。他又问了几处细节，林昭一一作答，毫无迟疑。
那人坐下了，没再说话。
又有老臣质问：“祖宗之法不可变，你此举岂不是背离根本？”
林昭反问：“三十年前江南大旱，饿死万人，当时可有人敢减赋？十年前进贡使团因路坏延误，外邦讥笑我朝无能，那时可有人提修路？如今百姓有饭吃，边地有兵守，这才是根本。”
堂中渐渐安静。
讲会散后，反对声并未停止。三日后，礼部尚书联合五名侍郎上疏，称林昭“擅聚士子，蛊惑人心”，请求天子下诏禁止《治平策》流传。一名御史更弹劾他“以宰辅之尊行讲学之事，逾越礼制”。
奏章递进宫中，尚未批复。
林昭没有上表自辩。他命人将讲会上的问答整理成文，连同那三份册子一起誊抄百份，送往各大书院、州府衙门、边镇军营。每套材料都附一封信，是他亲笔所写：“凡有疑问，不论大小，皆可来信。我必亲自回复。”
信件陆续寄出那天，谢允来了书房。
“你何必如此？”他说，“他们本就想逼你动怒，你越冷静，他们越难下手。”
林昭正在拆一封刚送到的信，来自荆州某县学教谕，问屯田政策是否适用于湖区垦荒。他看完，提笔写下答复要点，递给文书官去拟稿。
“我不是为了让他们闭嘴。”他说，“我是为了让真正想做事的人知道，该怎么做。”
谢允沉默片刻，忽然道：“我明日要在御史台主持一次议政，主题是‘历代变法得失’。你要不要看看记录？”
“不必。”林昭摇头，“你只管讲事实，别讲立场。商鞅如何强秦，王安石为何失败，张居正死后为何被清算——把这些说清楚就够了。”
谢允点头离去。
三天后，议政记录传抄全城。其中一句被许多人反复提起：“凡利民之策，初必遭谤；唯行久而效显，谤自息。”
随着各地回信不断送来，质疑的声音慢慢弱了下去。有人开始请教具体政策执行中的问题，有边镇将领附图询问屯田布局，还有年轻学子写信表达敬意。
守旧派内部也开始出现分歧。有人坚持认为《治平策》危险，必须禁绝；但也有人私下承认，书中所言确有实效，只是不愿公开表态。
一个月后，天子未对任何弹劾作出批复。那份联名奏疏被留中不发，如同从未存在。
这一夜，林昭在书房批完最后一封回信。烛火跳了跳，他抬头看了看窗外。暮色四合，宫墙轮廓隐在黑暗中，唯有几盏灯还亮着。
案头堆满了信。他抽出最上面一封，打开来看。纸页略黄，字迹潦草，出自一名偏远州县的小吏，问他：“若地方豪强阻挠新政，当如何应对？”
林昭蘸墨，提笔写下第一句：
“先查其田亩，再核其赋税，证据确凿，则无需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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