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州钢铁集团改制签约仪式，在江州宾馆宴会厅举行。镁光灯下，秦墨、王哲、国资委主任、新入股的民营资本代表以及职工代表陈永贵，共同在厚厚的协议书上签下名字。掌声响起时，陈永贵粗糙的手有些颤抖，他身后站着的一排职工代表，眼圈都红红的。协议不仅保障了职工的基本权益，还创造性地设立了“职工持股平台”，让留下的工人成为企业的主人之一。
然而，签约的墨迹未干，一场更大的风暴已在酝酿。
改制后的“新江钢”第一次董事会，就在火药味中开场。以民营大股东“永锋集团”董事长李永锋为代表的资本方，与以老书记、现任党委书记周国华（与之前落马的周国平无亲属关系）为首的原有管理层及职工董事，在发展战略上爆发激烈冲突。
“必须立刻裁员30%，关停两条落后生产线！这是市场规律！”李永锋拍着桌子，“现在我们每吨钢的成本比行业先进水平高出15%，不‘瘦身’增效，混改就失去了意义！”
“李董，那些都是跟了厂子几十年的老兄弟！你说裁就裁？”周国华寸步不让，“协议里写了‘平稳过渡’！我们要对他们负责！技术升级可以逐步来，但人不能就这么推向社会！”
双方僵持不下，第一次董事会不欢而散。消息传到秦墨这里，他正与交通、住建、规划部门的负责人研究应对私家车激增的“畅通工程”方案。
“秦书记，这样下去，‘新江钢’要出师未捷身先死啊。”王哲市长忧心忡忡，“资本要效率，职工要稳定，这矛盾几乎无解。”
秦墨放下手中的城市规划图，揉了揉眉心。他料到改革会难，但没料到第一道坎就这么凶险。“约李永锋和周国华，明天下午，到我办公室谈。不，不在办公室，去江钢的老车间谈。”
第二天，江钢第一轧钢车间。巨大的机器已经安静，地上还留着积年的油渍。秦墨没去会议室，就站在略显空旷的车间里，听着周国华指着那些沉默的设备，如数家珍地讲述它们的历史和曾创造的辉煌。李永锋则冷着脸，反复计算着这些老旧设备带来的能耗和效率黑洞。
“李董，”秦墨打断了他的计算，“你看这些设备，是负担。周书记和老工人们看它们，是命根子，是饭碗。这都没错。但我们的目标，难道不是让企业活下去、活得更好，让工人有活干、有前途吗？”
他走到一台老式轧机前，拍了拍冰冷的钢架：“拆了它，容易。但拆完之后，操作它的老师傅们的心，也就凉了。效率要提升，但人心不能散。周书记，关停落后产能是大势所趋，但关停不是终点，转型才是出路。这些生产线上的工人，他们的经验最宝贵，能不能把他们组织起来，成立技术服务公司，去帮助其他更落后的钢厂升级改造？或者转向设备维护、环保技术服务？”
他又看向李永锋：“李董，你追求效益，天经地义。但效益有短期和长期。你把有经验的老师傅都裁了，新设备谁玩得转？人心惶惶，谁给你好好干？我们是不是可以设定一个缓冲期和转型路径？裁员不是第一选项，转岗、培训、内部消化才是上策。政府可以给予培训补贴，企业也承担一部分社会责任。”
车间里安静下来，只有远处隐约传来的行车声。周国华和李永锋脸上的对立情绪稍缓，陷入了沉思。秦墨提出的，是一条没人走过的路：既要改，又要稳；既要效率，也要人情。
“我们可以试试。”李永锋最终松了口，“但缓冲期最多一年，转型路径要清晰，政府承诺的补贴要到位。”
“只要是为了厂子好，为了大伙有出路，我这把老骨头带头转岗培训！”周国华也拍了胸脯。
初步的共识在充满铁锈味的老车间里达成。但秦墨知道，这仅仅是万里长征第一步。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将“新江钢”的试验，变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驱动全省更大范围的国企改革。
就在他着手调研省属其他国企时，民营经济这条战线，也传来了急迫的呼声。
这天，秦墨轻车简从，来到位于江州高新区的“长风科技”。这是一家由海归博士创办的民营芯片设计公司，掌握着几项重要的边缘计算专利，市场前景广阔，但却卡在了融资和上市前的一系列行政审批上。
“秦书记，我们不缺技术，不缺市场，就缺钱和时间！”公司创始人，一位戴着眼镜、语速极快的年轻人陈长风，在略显简陋的办公室里大倒苦水，“银行嫌我们轻资产，不给贷够；上市辅导期太长，审批环节一个套一个，等批文下来，市场窗口期可能就错过了！我们几个创始人，把房子都抵押了！”
秦墨仔细翻看着他们的专利证书和订单合同，眉头越皱越紧。这家企业的困境非常典型：拥有核心技术，处于爆发前夜，却被传统的金融体系和繁琐的行政审批拖住了脚步。
“像长风这样的企业，江州还有多少？”秦墨问陪同调研的市科技局局长。
“初步统计，至少有二十家以上，都卡在类似的环节。我们称之为‘死亡峡谷’——研发完成了，市场看见了，但就是跨不过产业化和规模化的那道坎。”
回到省委，秦墨立即召集金融办、证监局、科技厅、工信厅等部门开会。会议争论激烈。金融办的同志强调风险控制，证监局的同志强调合规审查，都有道理，但都不能解决陈长风们火烧眉毛的困境。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服务发展才是金融和监管的初心！”秦墨罕有地拍了桌子，“如果我们的规矩，扼杀的是‘长风科技’这样有核心竞争力的未来之星，那这规矩就得改！必须改！”
在他的强力推动下，一个针对科技创新型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包”和“上市绿色通道”方案开始紧急制定。但阻力远超想象，一些部门明里暗里抱怨“不符合程序”、“风险太大”。秦墨不得不亲自协调，甚至搬出了“省里成立试点，责任我来扛”的尚方宝剑。
与此同时，“私家车时代”的烦恼全面爆发。周一早高峰，秦墨的车被堵在金陵市中心长达四十分钟。收音机里，交通台主持人无奈地调侃：“欢迎来到金陵，一座堵城。”交警部门的报告显示，主要干道高峰时段平均车速已低于15公里\/小时，事故率同比上升30%。
更棘手的是停车难。老小区没有规划车位，车主见缝插针，堵塞消防通道的现象比比皆是；新小区车位售价高昂，纠纷不断。秦墨在调研一个小区时，甚至被情绪激动的居民围住，要求“政府给个说法”。
“畅通工程”必须加速。秦墨顶着压力，力主在金陵启动地铁一号线建设的前期工作，哪怕财政再紧张。“这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再难也要上！”同时，他要求规划部门在新城区规划中必须严格执行高标准的停车位配建比例，在老城区大力推行“错时停车”、“智慧停车”，并启动一批公共停车场建设。
工作千头万绪，压力从四面八方涌来。这天深夜，秦墨在办公室分析一份关于全球半导体产业格局的报告，为“长风科技”这样的企业寻找更广阔的出路时，秘书轻轻进来，递上一份新华社内参清样。
秦墨接过一看，标题让他瞬间坐直了身体：《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危机显现，或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冲击》。
2007年的初春，寒意未消。远在大洋彼岸的一只蝴蝶，刚刚轻轻扇动了翅膀。秦墨点燃一支烟，走到窗前，望着霓虹闪烁的城市。国企改革的深水区、民营经济的突围战、城市治理的新考题……现在，可能还要加上一场来自外部的、前所未有的金融风暴的预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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