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腕平乱的血腥逐渐沉淀，帝国表面重归秩序。然而，无论是皇帝赵珩还是朝中有识之士都明白，刀兵强制带来的平静脆弱不堪。真正的长治久安，需要重建那被战争与动乱彻底摧毁的基石——经济与民生。一场无声却更为关键的战役，在废墟之上悄然展开。
**中枢，户部与工部成了最繁忙的衙门。**
在皇帝“新政继续，施惠于民”的严令下，一套更为系统、也更具操作性的战后恢复计划被制定出来，核心是 **“均田、减赋、通商、劝工”**。
**“均田”** 并非前朝那般理想化的平均地权，而是以清查寺观田产、没收叛乱逆产所得的土地为基础，结合各州县荒芜田亩，由政府统一赎买或调配，优先授予无地少地的自耕农、以及愿意定居屯垦的退伍士兵和流民。田契由官府统一颁发，明确产权，并规定新垦田地及受田者，五年内赋税减半。此举旨在迅速恢复农业生产，稳定大量失去生计的流动人口，将破坏性的力量转化为建设性的劳力。卫铮的刑部则全力配合，严厉打击任何阻挠破坏“均田令”的地方豪强。
**“减赋”** 不再是空洞的诏令。朝廷在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咬牙正式下诏，永久性降低全国田赋定额一成，并严令取消一切战时加派的“捐”、“饷”。同时，改革漕运，精简环节，降低损耗，明文规定漕粮转运中的“火耗”、“折色”上限，减轻百姓实物纳税的负担。虽然国库收入短期内会锐减，但赵珩知道，唯有让百姓喘过气来，税源才能长久。
**“通商”** 方面，朝廷放宽了对民间贸易的诸多限制，鼓励商人恢复南北货殖。在苏晏清的主持下，重新修订了《市舶条例》，降低了合法海贸的关税，同时严厉打击走私和汪直余孽，力图将海外贸易重新纳入朝廷管控和税收体系。在北方，则有限度地开放与归顺部落的边境互市，用茶叶、布匹、铁器（非兵器）交换马匹、毛皮，既缓和边患，又活跃经济。
**“劝工”** 则是为了吸纳无法完全回归土地的剩余劳力。工部在全国规划了一系列水利、道路、城墙修复工程，以工代赈。同时，鼓励民间兴办矿冶、织造、制瓷等手工业，由官府提供部分初始贷款或技术支持，并承诺其产品由官府优先采购或协助销路。
政策是好的，但执行才是关键。赵珩深知地方官员的颟顸与贪婪足以毁掉任何良法美意。他赋予了新任的、分散至各道的 **“观风使”** 极大的权力。这些观风使多为年轻干练、出身中低层的官员，直接对皇帝和中枢负责，不受地方节制，专司监察新政推行、吏治民生，有密折专奏之权，甚至可临时处置不法官员。这是赵珩在杜宏的“酷吏”思路之外，试图建立的另一套更为制度化的监督体系。
**地方，新政的推行伴随着无数琐碎而艰难的博弈。**
江南，苏晏清亲自督促“均田”清丈，与试图隐瞒田产的大户斗智斗勇；组织工匠修复太湖水利，招募流民疏浚运河。
北境，李崇纲伤愈后，将主要精力转向安置退伍士兵和流民屯田，并利用互市，为边军筹措部分给养。
西线，杨业则协调军民，在函谷防线后方垦殖军屯，减轻后勤压力，同时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与陇右崔琰的脆弱平衡。
成效并非立竿见影。第一年，朝廷的财政收入跌至谷底，全靠变卖部分查抄资产和咬牙挤出的内帑维持。各地依旧有小规模的冲突和抱怨，新政在推行中也难免出现偏差和不公。
然而，变化在细微处发生。
荒芜的田地里重新出现了绿意，虽然稀疏，却是希望。
沉寂的市集渐渐有了人气，物价在缓慢回落。
运河上往来的船只增多，虽然还远不及战前。
流民安置点里，开始有了孩童的笑声和炊烟。
帝国就像一个失血过多、刚刚止住伤口的巨人，正在极其缓慢地，一点一滴地恢复着生机。这个过程枯燥、缓慢，且充满反复，远不如战场上的厮杀来得痛快淋漓。但赵珩知道，这才是真正的基石。只有将这基石重新铸牢，帝国才能真正从废墟中站起来，抵御未来的任何风浪。
重铸基石，润物无声。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其成败将最终决定，大周王朝的国祚，究竟是在短暂的喘息后彻底倾覆，还是能够真正浴火重生，开启一个新的、未知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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