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维新
我在铜仁国立三中只呆了一个学期，时间并不长，却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我们一行七八人，背着背包，冒着严寒，于1945年年初从玉屏到了铜仁。我们拿着当时第九战区司令部证明我们是“流亡学生”的介绍信，见到了三中的校长钟宏。钟宏戴着眼镜，镜片中流露出来的目光是严峻的。他逐一问了我们的姓名，说：“你们先歇下，等文化测试之后再插班就读。”经测试，我如愿地插班读了高中一年二期。
其实，我们当时并非流亡中的学生。我们原在贵州玉屏国立二十中学高中师范部读书，因见学校当局腐败，难以得到温饱和正常的学习，时有怨言。这时有几位同学领头发动罢课，我也积极参与了。学潮过后，尽管校长易人，我也不想在这里呆下去，一心想脱离本校，另谋出路。恰巧有位同学的家长同王耀武早年相识，便通过他的关系弄到了第九战区司令部的介绍信，顺利地转到了三中。要是钟宏校长当时知道我们的底细，是决不会收容的。
三中的学校管理严而有序，教师教学认真，学生学习风气也较浓厚，初来乍到，有耳目一新之感。我记得有一位教生物的老师，教学很得法，他上课不是让学生死啃书本，而是联系实际，谈笑风生，使我在生物的奥秘、人体的奥秘面前，大开眼界。有一次，一位同学提问：“人为什么要结婚？他认真地讲了人体的生理构造，既不回避问题，也讲得比较含蓄。他说，结婚是人生的乐趣，也是延续生命的大事，你们以后会懂得的。说得同学们满堂大笑。事后了解，这位老师（可惜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也是因抗日战争流亡到此地的，两夫妇都在三中教书，为人正直、敦厚，生活十分俭朴。象这样令人敬佩的老师，在三中不在少数。
课余，我还常到铜江游泳，或站在铜江桥头，看落日归帆，听林涛鸟鸣，别有一番情趣。我对于日夜奔流不息的铜江是深有感情的，还写过诗，登在当时铜仁的报纸副刊上。
不久，我对三中的认识深了一层，感到这里政治上太闭塞，同外界接触甚少。对国内外的形势知之甚少。课堂上所学的东西，满足不了我和一些同学的要求，特别是对公民课，多数同学都不感兴趣。我转到三中时，经二十中一位同学的介绍，结识了在铜仁县中教美术的杨先生，他年纪轻，比我大不了几岁，从桂林来此任教，见识广，见解新，我从他那里找到了新天地。读到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钱亦石的《中国怎样降到半殖民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小史》和狄超白的《通俗经济学讲话》等书，使自己在朦胧中有了初步觉醒，在昏暗中见到了光明。我们在一起谈时事，谈前途，谈理想，十分相投。我一有了课余时间，就往他那里去。
我在三中是沉默寡言的，在同学中并不引人注目。但在这沉默中有时也爆发出不沉默之举。记得有一次，我从杨先生处看到一份夹寄在中央日报里的重庆新华日报，其中有的文章揭露了国民党拒绝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坚持独裁，准备内战的行为，心中非常气愤，连夜将它剪了下来，贴在教学大楼的墙上。第二天一早，路过的同学都来围观，议论纷纷，但很快就被人撕下了。我想，这投下的也许不过是一块小小的石子，但在沉寂中总会激起几朵浪花吧！
1945年8月14日，日本投降了。我怀着激动的心情，也怀着对未来生活的渴望，离开了三中。我同杨先生一起，沿着崎岖的山间公路，走向社会，奔向生活的大海……。
（黎维新，男，湖北武昌人。1945年随国立二十中合并进入国立三中就读。曾任湖南省出版局副局长。编审。现已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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