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牟
1990年6月28日，第5届国际矿物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来自世界各国的600多名着名矿物学家聚会在人民大会堂，进行学术交流。大会主持人就是中国女矿物学家和岩石专家、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所研究员黄蕴慧。在这次大会上，她以其学术上的成就和声望，当选为国际矿物学协会第一副主席。
我是黄蕴慧中学时的好友和同班同学，对她成为蜚声中外的专家感到由衷的高兴和骄傲。她的成就也是母校的光荣。
在那抗日烽火连天的1938年，12岁的黄蕴慧离乡背井，从江苏老家逃到铜仁，进入国立三中初中一年级，1944年高中毕业。她的中学时代都是在国立三中度过的。这6年，是她一生中成长的关键期。六年的流亡学生的生活，她目睹了日寇入侵所造成的国破家亡的耻辱与人民的痛苦，这使她从小就萌发了强烈的爱国心，立志为国家的富强而发愤读书；艰苦的流亡学生的生活，又炼锻了她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意志。由于她思想上逐渐成熟和聪敏好学，进步很快，各科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
有一年暑假，她去铜仁城90里外的一个汞矿，探望在矿上担任技术员的姑父穆恩之（穆后来是中国着名的古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她看着姑父家收藏的五光十色的奇异的石头世界，竟被迷住了。从此，黄就萌发了“找矿富国”的念头。
1944年，贵州发生了一桩骇人听闻血案：三个地质学家被土匪绑架杀害，其中还有一个年仅25岁的女地质学家——马以思。这件事不仅没把她吓倒，相反，倔强的黄蕴慧把马以思视为自己崇拜的英雄，并立志向她学习。
1945年，她毅然报考了中央大学理学院地质系。入校后，她成为全系四个年级中唯一的一名女生。同学们无不敬佩她的脱俗与超群的勇气。四年以后——1949年她完成大学课程，踏上了为祖国找矿的艰苦而又富有意义的人生历程。
40多年来，黄蕴慧在祖国地质战线上辛勤耕耘，矢志不移。她的青春年华，相当一部分是在野外度过的。她踏遍了祖国大江南北的山山水水，内蒙古的索纶山、山东的沂蒙、云南的个旧……都留有她的足迹。哪里需要，她就奔向哪里，身背探仪，手握铁锤；风餐露宿，日晒雨淋；爬陡崖、过峭壁。她比男同志经受的是更多的困难和艰辛。她挺过来了，她成功了！她终于在祖国地质科学领域里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
1957年，她发现了我国第一个新矿物香花石；1961年又发现了新矿物索伦石。这两项成就都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四等奖。
1957年，她在湖南香花岭地区发现了一大型独特条纹岩型铍矿床与矿物120余种。其中有10余种在我国属首次发现，有关此项发现的论着获部级科技成果二等奖与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
1965年，她更正了国内地质书籍和文献中对江苏铜井娘娘火山杂岩体中蓝方石的错误定名，获地质部科技成果三等奖。
1983和1984年，鉴于她在地质科研方面贡献突出，先后获全国“三八红旗手”和北京市“三八红旗手”标兵称号。
近八九年以来，她先后担任全国地质学会理事、矿物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常务理事等学术职务。
1980年和1989年，她出席了巴黎和华盛顿召开的第25届和26届地质学大会；1980年还出席了奥尔良的第12届国际矿物学大会；1986年她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在美国斯坦福举行的第14届国际矿物学大会，并在法、美的学术杂志上发表了具有创见性的论文数篇。
她还是一位活跃的民主人士。1988年当选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后又任九三学社北京市常委和北京市政协委员。
黄蕴慧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其丈夫卞富宗是一位高级水利工程师；一女二儿均已长大成人，工作与学习都很出色。她一谈起丈夫和子女，都表示歉疚：“几十年来，东奔西跑，很少在家，对丈夫和子女照顾得太少。”这大概是我国千万地质工作者生活的写照，而她作为一个女地质工作者，付出的则是更多更多，怎不令人敬佩！
黄的父母弟妹于1948年去了台湾。1981年她才在香港见到了阔别了32年的双亲。1981年，她专程赴台探亲，不幸母亲已经去世，只见到了90多岁的父亲。父亲需要人照顾，家里亲人都劝她留居台湾或移居美国。但她心系祖国大陆和心爱的中国地质事业，眷念着未竟的地质科研任务，毅然挥泪辞别了亲人回到了北京。
如今，黄蕴慧年过花甲，仍然宝刀未老，除继续从事科研工作、参加些社会活动外，还在带着两名博士研究生。
“找矿富国”生平志，鬓发虽变心未改。我们期待着她在科学领域中攀登新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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