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金城
我是1942年夏考入国立三中的。那时铜仁根本无电灯，说实在的也不知电灯是啥样子。有少数人是用的煤油灯，但煤油也不易弄到，连汽车也多用木炭作动力。点灯大多用植物油，如菜子油、棉油、木油、桐油，因为这些油土方法就可以制得，其中以桐油为最便宜。当时高中部（旅部街）初中部（火神庙），女子部（文坛）周围都是荒山草坡。这些地方就有不少油桐树。北方人初来这里，看到桐果还以为可以吃呢！这些桐籽榨出的生桐油，可以用来点灯。当时学校对学习是抓得很紧的。课程安排是上午四节，下午三节。晚上还有两个小时的晚自习，用的全是最便宜的桐油灯，每桌两个人一盏。点桐油灯最大的缺点是油烟很多。当时我们教室的窗子都是用棉纸糊的方格窗，用以挡风。好在教室四周没有什么遮挡的树木。白天光线还可以，但到了晚上，就糟糕了。桐油灯是粗糙的泥陶做的，为了省油，每盏灯只放两根灯草，半两多油，真可谓灯光如豆了。由于油灯很多，所以教室内总是烟雾沉沉的。我们的级任导师陆逐候和其他老师发现上述情况后，就及时反映给当时的部主任钱凤绾。经他们研究就改用煤汽灯，每个教室租用1盏。但租汽灯的钱，远超过用桐油灯的钱，而且近灯的地方光线强，远灯的地方光线弱，汽不足时，还要加汽。同时，由于位置关系，光线有从背后射来的，有从侧面射来的，所以既不方便，又影响学习。所以没多久仍改用桐油灯，一直到抗战胜利。晚自习时，真是鸦雀无声，甚至连翻书的声音都可听到。由于大家都静心钻研，及时复习，所以效果很好。那时英文、语文都有当堂背的要求。当天完不成的背诵任务，第二天早上还得补背。这虽也有些“死记硬背”，但确也使我们牢记了不少东西。当时，学习是很艰苦的。校方要求也很严，像我们这些“难童”，如考试三门主课（语、数、英）中有两门及一门副课（历史、地理等）或两门副课及一门主课不及格时，就会取消“贷金”。（当时根据学生穷苦情况依次分为甲、乙、丙三种贷金）。取消贷金就意谓着断绝了生活来源呀！这种压力也给了我们学习的动力。现在在校的小校友们是否也有这种压力呢？当时我记得每天只吃两餐饭，为了填饱肚子，吃饭都得快。开饭时，大家先盛好饭，待“口令”一下就一起吃。吃慢了就吃不上第二碗，所以吃饭成了“竞赛”。我快吃的习惯就是那时养成的，现在年纪大了，想慢也慢不成了。
当时管理桐油灯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充当的，而是挑选出生活最困难的学生去做。当时生活困难的学生很多，因为大部分是从沦陷区逃到大后方的流亡学生。其中又以儿童教养院来的学生最苦，所以管理桐油灯的工作就都由他们担任，报酬很微薄，是从节省的灯油用量中折价分配的。当时靠近湘黔边界上有三个儿童教养院，分别设在湖南的浦市、乾城（今吉首）和凤凰县。我们这些来自沦陷区的难童，原来就是孤儿院、救济院的小孩子们。大部分是孤儿，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被选为桐油灯管理人员之一。
每天晚饭后，我们得先把桐油灯分发到每张课桌上，每盏放三根灯草，然后从管理员那里领取桐油。（我记得管发油的是由一位英语老师名叫章功效的兼管）每盏灯加油一两左右，铃声或哨声一响就开始自习了。下晚自习时，其他同学回到火神庙大院内集合点名。而我们这些管理桐油灯的就收拾灯具，把每盏灯里没有烧完的油一点一滴的回收到油壶内。所谓“一点一滴”绝不是“形容”，而是实实在在的事。因为我们的报酬就是从这“点滴”的剩油中取得。认真地把全班未点完的油收集起来，一个班可收到半斤左右（全班约25张桌子），下次领油时，就可少领半斤左右。这样几个月就能节省10多斤桐油，折成的钱就是我们的劳动报酬了。我记得我们实验班及初中部的灯具是放在火神庙进门的（两层木板地）小楼梯下面。母校50周年校庆，我和杨萍锐曾旧地重游，还特地在那儿拍了两张珍贵的照片，以作留念。
桐油灯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桐油灯时期的艰苦朴素的精神不能丢掉；抗日战争已经过去50多年了，但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敢于和敌对势力顽强斗争的精神以及打败敌人的必胜信念和顽强意志绝不能丢掉。让我们每个人发挥这种精神品质去战胜一切困难和干扰吧！让西方那些“和平演变”的妄想彻底破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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