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曾直言不讳告诫齐宣王：“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孔子亦云：“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君臣关系，在此是一种基于相互尊重的后天契约。
若君不君，则臣可不臣，乃至“诛一夫”。
这亦是朱翊钧此前借学业考成，请大儒观礼时，试图重新阐发的内容。
但自汉帝国建立，这种双向的义务关系，在官方意识形态中逐渐演变为臣子对君主单向的、无条件的绝对忠诚。
所谓“雷霆雨露，俱是天恩”。
然而，这种绝对忠诚的概念，原生儒家其实并未提供。
于是便有了大儒出来“辩经”、“缝合”。儒家没有，法家有。
董仲舒之流便将法家这套绝对尊君的核心理念，巧妙地嵌入了儒家框架，称之为“移孝作忠”——在家为孝子，在朝必为忠臣。
在学理上，这被称为“外儒内法”；
在治理结构上，则体现为“家国同构”。
“君父”这一称谓，既是对皇权至高无上的追认，又反过来极大地强化了其统治的正当性。
这套经过改造的儒学，首要任务是解释并巩固皇权，而非进行纯粹的哲学思辨。
因此，其根基不容动摇，更不容公开质疑。
若深究“是否真以孝治天下”，无异于间接质疑皇权本身的绝对性。
故朝臣至多在公文奏疏中引用此短语，绝无人敢在经筵这等场合深入探讨其背后的经义矛盾。
张居正面色阴晴不定，心中天人交战。
他几乎想对眼前的小皇帝说：孩子，有些窗户纸，为了江山社稷，为了你自身安稳，还是别捅破为好。
但身为帝师，面对皇帝的正式提问，他又不能不答。
沉默了仿佛有一个世纪之久，张居正才字斟句酌，缓缓开口，声音带着前所未有的谨慎：
“陛下，国朝承天命荫庇下民，恩泽覆盖无边，乃以家为起始，推而广之，方有万民亲亲和睦之象。”
“陛下身为国朝之君父，于内节制皇亲，于外施恩百姓，垂拱而治，仁德遍及草木。”
“如今九族亲眷和睦，四方疆域无有怨怼，此既是国政昌明，实亦是家风敦睦之体现。”
“陛下，”他最终给出了那个不容置疑的答案，却巧妙地绕开了深层矛盾，
“我朝自是以孝治天下。”
——陛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人都称您为君父，
您治理万民如同父亲管教子女，皇帝的恩泽如同父爱般无所不在，这当然是孝治天下。
张居正的回答可谓滴水不漏，点到即止。
朱翊钧脸上露出“恍然”之色：“原来如此，难怪天下尊称国君为君父。”
看到皇帝这副表情，张居正心中警铃大作，深知这小祖宗接下来必有惊人之语。
显然是早有准备。
他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严阵以待——须知起居注官员就在身后记录，
谁也不知道皇帝会选择将哪一堂经筵的内容，刊载于那影响力日增的《大明新报》之上。
张居正能大致猜到皇帝的目的。
无论是征召文坛盟主王世贞入京，还是此前借学业考成请大儒观礼，意图都相当明显。
这与他当年和高拱初入内阁时，为对抗徐阶、李春芳、赵贞吉等人尊奉的阳明心学所采取的策略，如出一辙。
当年徐阶等人利用执掌翰林院和都察院之便，甚至亲自主持讲学，广召朝野官员听讲，网罗门徒，声势浩大。
其学风流于“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即忽视现实民生疾苦，空谈性理。
而高拱与张居正，虽表面仍以儒臣自居，口诵孔孟，实则更推崇法家的务实与效能。
二人随后便着手撷取儒法两家之精粹，甄别筛选，建立起一套旨在变革图强的理论体系。
尤其是高拱，精力过人，着述宏富，《春秋正旨》、《问辩录》、《日进直讲》、《本语》接连问世。
左批程朱理学对《春秋》的穿凿附会，“未需分理，务强探力索，故不免强不知为知”；
右斥阳明心学空虚无据，“徒为空中之楼阁，而卒无所有于身心”。
进而借史论政，直指现实积弊，探求解决之道，最终得出“法以时迁”，“更法以趋时”的革新结论。
那一场整肃学风的运动，通过着书立说厘清思想，再以内阁会议批判徐阶等人作为象征，
最后借先帝谕旨严饬百官不得滥赴讲学，奠定了“新党”执政的理论基础。
这套流程，张居正太熟悉了。
如今皇帝一次次学业考成，一场场经筵问答，若假以时日，经王世贞那样的文坛巨擘之手整理刊行，便是一部新的《经筵录》。
其用意在张居正眼中，几乎无所遁形。
然而，首辅先生能看清皇帝的手段，却难以完全把握皇帝最终欲将航向引往何处。
他实在担心皇帝年少气盛，不知轻重，矫枉过正——外儒内法这套维系了千年的统治术，其薄纱绝不能轻易掀开。
可惜，朱翊钧似乎并无此顾虑。
他目光清澈而坚定，直视张居正，继续追问，问题愈发尖锐：
“先生，既然国君身为天下臣民之君父，秉持孝治，那何以解释改朝换代之事？”
殿内空气瞬间凝固。
“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若皇帝真是不容置疑的“君父”，岂有儿子弑父篡位，还能自称父亲，得到天下认可的？
若因“君父无道”便可诛杀，那“孝”的绝对性又在何处？
这在本朝奉行的意识形态框架内，逻辑上难以自洽。
这个问题本身，若纯在儒家框架内，尚可引述“天命靡常”来解答——君父虽尊，但其上有更高之“天命”，天命改易，则君父可换。
然而，这对于骨子里推崇法家、强调君主绝对权威的张居正而言，却是极难坦然回答的。
他并不愿将虚无缥缈的“天命”时时挂在嘴边，那会削弱现实中皇权的绝对性。
皇帝此问的潜台词，在张居正心中已然清晰：
随着前汉董仲舒那套“天人感应”学说在后世逐渐失去说服力，
“移孝作忠”的理论来解释王朝更替时，已显得左支右绌。
这套过于依赖古典宇宙观的政治哲学，是否已不合时宜，到了该更新换代的时候了？
张居正嘴唇微张，似欲言语，最终却化作一声几不可闻的叹息，再度沉默。
朱翊钧则耐心等待着，静候他的首辅先生给出回应。
“移孝作忠”在前汉确立之初，自有其历史进步性，为大一统帝国的稳定提供了意识形态支撑。
但到了魏晋，其理论裂痕已现。
及至明代，尤其在阳明心学兴起之后，这套官方说教更被许多士人从内部解构。
当下的士林风气，尤其是年轻士子，更推崇的是“明心见性”的个体自觉，是“率性而为”的本真状态。
什么“君父”？
若朝廷政绩不佳，在一些狂狷之士眼中，简直形同狗屎！
这种思潮越是年轻群体中越有市场，他们非但不认这套说教，
甚至可能产生逆反心理——泰州学派等异端思想，对于解构皇权神圣来源尤为热衷。
朱翊钧登基以来，之所以能逐渐获得不少朝臣的认可，靠的并非“君父”这顶空洞帽子。
若此帽真有奇效，前身也不会被压制十年而无法亲政。
他靠的是新报上宣传太祖布衣起兵、再造华夏的传奇，
是经筵中展现的日渐精深的经学素养，是国库渐盈、吏治稍清的实际政绩。
因此，并非朱翊钧要主动抛弃“移孝作忠”，而是这套话语体系在现实面前已然千疮百孔，被时代悄然抛弃。
勉强维系，只会成为培育新思想的阻碍。
理论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反而会持续侵蚀王朝统治的正当性。
既如此，不如不破不立。
无论是新报的舆论引导，经筵上的学术展示，还是切实的政绩积累，
都是在为淘换陈旧政治哲学铺路，以期在未来不可避免的思想激荡中，能平稳过渡，避免剧烈动荡。
朱翊钧与李贽等人长达数月的铺垫，王世贞文会日期的确定，都预示着一场思想领域的风暴即将来临。
在此前夕，他必须先在统治集团内部统一认识，试探核心官员的态度。
今日他将这头隐藏在帝国意识形态房间中的“大象”公然置于经筵之上，就是要征询首辅的态度，观察近臣的反应。
文华殿内，落针可闻。
张居正沉吟良久，额角似有细汗渗出，最终不得不采取缓兵之计，语气干涩地道：“陛下此问，关乎国本，义理精深。
容臣……容臣细细思量，谨慎斟酌，待下次经筵，再与陛下深入开解。”
小皇帝的步子迈得太大、太急，即便是久经风浪的首辅先生，一时之间也难以决断——他终究不是李贽那等可以不顾一切的狂生。
朱翊钧倒也不急于一时，见好就收，温言道：“有劳先生费心。那今日经筵，便暂且到此为止吧。”
张居正如释重负，连忙躬身领命。
下方一众经筵官也随之行礼，心中大多暗暗松了口气。
陶大临更是如同逃离牢笼般，礼毕后几乎是小跑着第一个出了文华殿。
马自强、何洛文等人也紧随其后，鱼贯而出。片刻功夫，殿内便只剩下张居正与申时行二人。
他们留下，自然是为了殿外那桩棘手之事——庶吉士伏阙。
申时行当即上前一步，深深躬下身去，语气沉痛：“陛下，臣有罪……”
朱翊钧直接抬手，打断了他的请罪，目光却看向张居正：“先生，内阁事务繁巨，您也先请回吧。
此处之事，交由朕来处理便可。”
张居正并未移步，反而跟着请罪：“陛下，此事酿成如此风波，皆是臣督察不严、处置疏忽之过。”
朱翊钧再次打断他，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维护：“先生，国事千头万绪，您的精力当用于社稷大政，不必为此等微风细雨耗费心神。”
他顿了顿，语气转为诚恳，甚至带着几分不容拒绝的担当：“先生为国事鞠躬尽瘁，朕心深知。
这点许逆小事，就让朕来处置吧。
朕，总该学着为先生分忧了。”
张居正神色明显动容，似有暖流划过心间。
他下意识地捏了捏袖中暗藏的一枚提神药囊，默然片刻，千言万语最终化作深深一拜：“臣……遵旨。”
朱翊钧点了点头，示意锦衣卫指挥使蒋克谦护送张居正回内阁。
待张居正的背影消失在殿外，朱翊钧才缓缓转过身，目光重新落在依旧保持躬身姿势的申时行身上。
申时行感受到目光的压力，再次下拜，姿态更低。
四下再无外人，朱翊钧似乎终于不再掩饰内心的情绪。
他猛地站起身，伸手指着申时行，指尖因激动而微微颤抖，
口中“你……”、“朕……”了几次，却似气结难言，最终化作一连串沉重而失望的叹息。
面对天子这般罕见的、近乎失态的责难，一向仕途顺遂、被誉为天才的申时行，此刻真正是心乱如麻，方寸大乱。
额间冷汗涔涔而下，连后背的中衣都被涔涔冷汗浸湿，紧贴肌肤，一片冰凉。
皇帝每一次欲言又止，都像一记重锤，敲打在他怦怦狂跳的心上。
仿佛过了许久，申时行终于听到皇帝一句完整的话，带着压抑的怒气：
“你贬谪熊敦朴之前，为何不先来禀报于朕？！”
事情原委，朱翊钧现已查明。
庶吉士宋儒，揭发同科熊敦朴“指斥乘舆（辱骂皇帝），非毁后宫，妄议大政”。
如此骇人听闻的指控，申时行竟敢隐瞒不报，独断专行，直接将熊敦朴贬谪至两浙！
若朱翊钧能早知此事，凭借他对历史脉络的了解（知晓张居正曾在此事上栽过跟头），
必能妥善处置，申时行与张居正又何至于陷入今日这般被动局面？
那熊敦朴性子刚直，乃至暴躁，蜀地人士，口无遮拦，确实容易开罪同僚。
他与宋儒早有宿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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