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的寒风裹着细雨，吹得人脸颊发疼。邻市农民工小王裹紧单薄的外套，手里攥着皱巴巴的工资欠条，站在微光公益律所的门口，犹豫了很久才推开大门。他今年28岁，在邻市某建筑公司打工，公司拖欠他8个月工资共计8万元，负责人电话不接、工地不见踪影，他维权半个多月，却因“异地办案难、证据不足”屡屡碰壁，最后在老乡的推荐下，专程坐火车赶来求助。
陈砚接待小王时，发现他手里只有一张手写的工资欠条，没有劳动合同、考勤记录，甚至连建筑公司的准确注册地址都不清楚。“我当时跟着包工头去的工地，没签合同，欠条还是我催了很多次才让包工头写的，现在包工头也跑了。”小王的声音带着哽咽，眼里满是无助，“我家里还有生病的母亲等着钱治病，要是拿不到工资，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团队立即召开临时会议，分析小王的案件难点。“首先是地域障碍，案件发生在邻市，我们需要异地调查取证，包括核实建筑公司工商信息、走访工地、联系当地劳动部门，时间和经济成本都很高。”小张指着地图上两个城市的距离，“单程车程就要3个小时，来回跑一趟至少要一整天，还不一定能顺利拿到证据。”
苏晓补充道：“其次是证据缺失，小王只有一张欠条，且出具人是包工头而非建筑公司，法律效力存疑。要证明‘事实劳动关系’，需要找到工友证言、工地出入证、工资转账记录等证据，但这些证据都在邻市，我们异地收集难度很大，尤其是工友可能因担心被报复不愿配合。”
更棘手的是地方协作问题。团队联系邻市劳动监察大队咨询时，对方以“案件属地管辖”为由，建议小王在当地申请劳动仲裁，却未提供具体的证据收集指导；尝试联系当地法律援助中心，对方表示“近期案件量饱和，无法提供异地协助”。“这种‘属地管辖’的规定，本意是方便案件处理，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成了异地农民工维权的‘拦路虎’。”陈砚无奈地说。
为了帮小王维权，团队只能克服困难，制定“分阶段异地办案计划”。第一阶段，由苏晓和小张前往邻市，通过当地市场监管局查询建筑公司的注册信息和实际经营地址，发现该公司已搬离注册地址，处于“经营异常”状态；第二阶段，两人走访小王曾工作的工地，找到3名仍在施工的工友，录制了证言视频，但工友们均不愿出庭作证；第三阶段，团队向邻市劳动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却因“证据不足以证明劳动关系”被暂时退回。
半个多月的异地奔波，不仅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还让团队意识到：单靠微光律所一家的力量，根本无法覆盖跨区域的维权需求。像小王这样的异地农民工，在维权时往往面临“求助无门、成本过高、效率低下”的困境，而类似的情况，在残障人士跨区域就业维权、消费者异地投诉等领域同样存在。
“我们不能只盯着眼前的个案，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陈砚在团队会议上提出想法，“既然单家律所的能力有限，那我们能不能联合省内其他有公益办案经验的律所，组建一个‘省级公益律师联盟’？通过资源共享、案件协作，打破地域限制，让跨区域的弱势群体也能快速获得专业的法律帮助。”
这个想法得到了团队成员的一致认可。小林立刻整理出省内有公益法律服务经验的律所名单，包括省会的“晨光公益律所”、地级市的“同心公益律所”等5家律所，这些律所在之前的交流中曾表达过合作意愿；王姐则初步测算出联盟运作的基础成本，包括案件协作平台搭建、培训交流、跨区域办案补贴等，计划通过省律协申请专项经费支持。
小王的案件也在团队的坚持下有了进展。通过联盟筹备阶段的初步沟通，邻市的“暖心公益律所”同意协助收集证据，他们利用本地资源，找到建筑公司的一位前财务人员，获取了小王的工资发放记录；同时，在两地律所的共同努力下，邻市劳动仲裁委员会最终受理了小王的案件，裁定建筑公司支付拖欠的工资8万元。
拿到仲裁裁决书的那天，小王特意来到律所，向陈砚团队表达感谢：“谢谢你们没有因为我是异地的就拒绝我，还帮我拿到了工资，我母亲的医药费终于有着落了。”陈砚看着小王激动的样子，更加坚定了组建联盟的决心：“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但这还不够。我们正在筹备省级公益律师联盟，以后像你这样的异地维权，会有更多律师帮你，会更方便、更快捷。”
冬日的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小王手中的仲裁裁决书上，也照在团队成员充满希望的脸上。他们知道，组建省级公益律师联盟，会面临资源协调、利益分配、标准统一等诸多挑战，但只要能为跨区域的弱势群体打通维权通道，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而这，也是“微光”从一家小律所走向更广阔公益舞台的重要一步——用联盟的力量，让微光汇聚成星光，照亮更多弱势群体的维权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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