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旧是7月3日的正午,黄河峡谷,水压机房。
水压机轰鸣,石窟震颤。
张大山脖颈青筋暴突,仰头紧盯。
两米一长、一百五十毫米粗的炮管毛坯,在巨型模具中正由暗红转向暗青。
淬火!生死三十秒!
冷却速度差之毫厘,金相即谬以千里——轻则折寿,重则炸膛!
他是也是来自秦岭机械厂的技术骨干,去年被分配到晋中兵工厂。
是这台一千五百吨巨兽的主操手,也是晋中根据地仅有的五位能够掌握这台水压机的人员之一。
“压力保持!”
他对着传声筒嘶吼,回声在岩壁间冲撞,“稳住了!”
奔腾的黄河水驱动峡谷水电站的水轮机,将自然的怒吼转化为机械的伟力,注入这台从阎锡山兵工厂抢出的、昭和六年的日本机器。
“大山哥!冷却水流量异常!”
观察口传来学徒劈裂的嘶喊。
张大山心头猛沉!压力表指针在绿区边缘狂颤!
温度计:七百五十度,每秒骤降三度——太快了!要的是均匀缓冷!
“开三号备用阀!手动调节,每分钟加五升!跑着去!”
命令如炸雷。
学徒连滚爬爬扑向阀组。
另一端传来金属摩擦的尖啸,是工友在生死时速中调整模具。
张大山双目如炬,父亲的话刻在骨血里:“眼里有尺,心里有秤!”
此刻,他眼中是炮管每一毫米的色泽变幻,心中是冷却曲线每秒的斜率。
漫长的三分钟,如三载煎熬。
“裂纹检测通过!无瑕疵!无瑕疵!”
嘶哑的欢呼终于响起!
张大山腿一软,瘫坐操作台。
汗水浸透安全帽边缘,在厚帆布工装洇开深痕。
他掏出怀表——“沈阳兵工厂 民国二十一年授”!
这是父亲的遗物。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沈阳兵工厂锻轧车间。
八级锻工张全福,怀抱三千吨水压机主控阀图纸,面对鬼子刺刀:
“这不能给!”
刺刀进出……
鲜血混着冷却油流淌。
图纸被他塞入炉膛,化为灰烬。
他从父亲的遗体怀中摸出这块表,指针停在十点二十。
张大山将表贴在耳边。
表针停摆,他却听见黄河咆哮、水压机轰鸣,更听见十四年前父亲最后的低语:
“大山,记住…中国人造的机器,一寸铁、一张纸,都不能落鬼子手里!”
他起身,手掌抚上滚烫的炮管。
钢铁灼热,他没缩手。
那光滑、坚硬的触感,蕴藏着生命般的温度。
“爹,”他对着炮管,也对着怀表低喃,“咱造的炮…马上就能打回沈阳了。”
窗外,黄河奔涌,正午阳光在水汽中架起一道跨越峡谷的微小彩虹。
7月5日傍晚,河北白洋淀的地下火药厂。
夕阳将芦苇荡染成血金。
赵思明站在“大成染料厂”棚屋门口,白大褂纤尘不染,金丝眼镜后的双眼布满血丝。
渔村表象下,潜入水下三米,便是四篮球场大的地下车间。
这是翼中根据地核心无烟火药基地。
“厂长,硝化度到八十二了,还在升!”
对讲机里技术员声音发抖。
赵思明指节捏得发白,语气却沉静如冰:
“停!立即降温,转入安定处理。重复,立即!”
他是剑桥化学工程博士,那时,月薪五百大洋,住着法租界洋房,开着美国轿车。
这些都已在淞沪会战的硝烟中化为废墟。
他目睹相伴六年的助手只剩半截残躯,手中紧攥未写完的记录。
次日,他将洋房钥匙抛入黄浦江,登上去重庆的船。
后在老同学顾良弘的引荐下来到了秦岭实验中心,以后实验室并入延安自然科学院。
是他申请来到这白洋淀芦苇荡之下。
粗布衣替代了西装,旱烟袋取代了雪茄,而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活着”。
安定处理的六小时,赵思明枯坐控制室。
红绿灯明灭闪烁,如同这个民族在深渊边缘摆荡的命运。
三个月前的惨剧浮现:反应釜压力失控,安全阀失效!
二十四岁的北大化学天才周技术员,用身体扑护数据本!
爆炸将小周掀飞,全身60%烧伤,至今生死未卜。
探视时,绷带缠身的青年只露出眼睛,却笑着说:“厂长…数据…保住了。”
赵思明骂了句粗口冲出病房,在走廊蹲下,四十多岁的男人哭得撕心裂肺。
对讲机突然响起:
“安定处理完成!样品检测…厂长!硝化度八十二点三!
安定性测试——全部达标!我们…成了!”
死寂,旋即被压抑的哭笑声打破。
有人抱作一团,有人捶墙,有人跪地磕头。
赵思明起身,推开厚重的铅玻璃观察窗。
带着芦苇清甜与水汽的晚风涌入。
他深吸一口气,剑桥的下午茶、康河的柔波、教授们关于“纯粹与应用科学边界”的争论…...
遥远得如同隔世。
此刻,他在白洋淀地下,用华北的棉花短绒,炼出了合格的单基发射药!
这意味着,从下月起,战士的枪膛炮弹,将不再依赖缴获的日械,不再因哑火而无谓牺牲!
“厂长,给这配方起个名吧?像咱们得红旗步枪一样的名字!”
技术组长红着眼眶提议。
赵思明凝视窗外渔火次第点亮,如星坠水面。
“叫‘曙光’。”
他低语。
水面之下,崭新的生产线正在轰鸣。
这“曙光”,正一寸寸刺破古老民族最深沉的长夜。
1943年7月7日的上午,延安,大操场。
大风猎猎,操场上的红旗似欲挣脱旗杆,直上云霄。
李永胜立于后台,透过幕布缝隙望去。
黑压压的人群——士兵、干部、百姓、国际友人。
阳光刺眼,他眯起眼,看见前排一位老兵,空荡的左袖管被仅存的右手紧紧攥住。
“主席,讲稿。”
秘书递上粗糙厚实的马兰纸稿。
他摆摆手:“不用。该说的话,在肚里,在心里。”
踏上讲台,山呼海啸般的掌声席卷而来。
唯一的扩音器上月损坏,但他湘潭口音的洪亮话语,足以穿透整个操场:
“同志们!”
掌声渐息。
五万双眼睛如五万簇跃动的火苗,聚焦于他。
“七年前的今天,日本强盗在卢沟桥开了第一枪!”
他顿了顿,目光如炬扫过全场,“那时他们狂言:三个月,灭亡中国!”
台下死寂。
风卷黄土扑面,无人抬手。
“七年后,我们在哪里?”
声音陡然拔高,激荡四野。
“我们还在中国的土地上,我们在延安!在太行山!在沂蒙山!在黄河边!在白洋淀!在全中国所有鬼子想占却占不了的地方!”
掌声与呐喊轰然爆发,如惊雷炸裂!
那独臂老兵拼命以右手捶打胸膛,空袖管在狂风中烈烈飞舞!
待声浪稍平,李永胜蓦然转身。
身后,两名魁梧警卫“哗啦”一声抖开一面巨大的军旗!
红布由缴获的日军降落伞染就,色泽虽未臻完美,却鲜亮夺目!
左上角,黄布剪成的五角星针脚细密;
右侧,五个浓墨大字力透布背—— “中国人民解放军!”
绝对的寂静!
时间仿佛凝固,连呼啸的风都屏住了呼吸。
五万人的目光,凝固在这面于烽火硝烟中孕育、由无数无名英雄血汗智慧铸就的旗帜之上。
独臂老兵的右手,死死攥紧了那空荡的袖管,浑浊的眼中,爆发出刺破长夜的光。
红旗在七月的狂风中,猎猎招展,如同挣脱枷锁的巨龙,昂首欲飞!
李永胜站在红旗前,等。
等这波情绪的海啸过去,等人们重新看向他。
“为什么叫解放军呐?”
他开口,声音压住了残余的喧嚣。
“因为我们的任务变了。
以前是抵抗,是生存。
现在是进攻,是解放。
解放被鬼子占领的土地,解放被压迫的同胞,直到解放——全中国!”
最后三个字,他是吼出来的。
“看看你们的身后。”李永胜手指向北方,那是太行山的方向。
“在那里,我们的工人同志,用从鬼子手里抢来的机器,用从铁轨上拆下来的废钢,造出了比原装货还结实的炮!
造出了够打一场大战的子弹!
造出了小鬼子做梦都想不到,咱们中国人自己能造出来的东西!”
掌声再次响起,这次更沉,更重,像锻锤砸在铁砧上。
“再看看那里。”
他转向东北,“在山海关外,在黑土地上,还有百万同胞在日本铁蹄下呻吟!
还有沃野在等待春耕!
还有沈阳的烟囱,等着冒咱们中国人自己的烟!”
他走到台边,手臂像一杆标枪,笔直指向东北:
“所以我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立即向东北进军!
用我们造的枪,我们产的炮,把我们的人,我们的土地,一寸!不少地!拿回来!”
“拿回来!拿回来!拿回来!”
五万人的怒吼汇成钢铁的洪流。
李永胜在台上,看着台下那些年轻的脸,那些苍老的脸,那些残缺的脸,那些泪流满面的脸。
他知道,从这一刻起,历史开始转向了。
不是慢慢转,是“咔嚓”一声,像枪械上膛,像锻锤落下,像太行山深处那炉钢水终于达到临界温度——
该凝固的,会凝固成钢铁;该流动的,会汇成洪流。
就在同日下午,太原兵工厂。
广播喇叭里的大会实况已经结束,但山谷里似乎还回荡着“解放全中国”的呐喊。
沈思成走出炮钢研究所,看见整个兵工厂的人都站在空地上。
工人、技术员、警卫战士、烧饭的大娘、甚至那几个从天津跑来投奔的学生娃娃,所有人都仰着头,望着挂在老槐树上的喇叭。
很多人脸上挂着泪,但没一个人哭出声。
车间主任老刘走过来。
这个打了四十年铁的老汉,手掌厚得像铁砧,此刻却在发抖。
他张了张嘴,没说出话,只是用力拍了拍沈思成的肩膀,拍得生疼。
电气化研究所的妻子方静薇也和几个工程师来了,方静薇只是抱着沈思成流着泪:
“老沈,我们就要回东北了!回东北看看咱们得爹娘了!”
“沈工……”老刘终于等到方静薇放开沈思成,挤出声音,带着浓重的晋中口音,“咱们……咱们造的枪炮,要叫解放这个名儿了……”
“听见了。”
沈思成也拍拍他的肩,“所以老刘,下个月开始,所有型号,产量加百分之五十。有问题吗?”
老刘一愣,随即把胸脯拍得砰砰响:
“加百分之八十都没问题!就是……就是原材料,特别是钒铁,库存不多了。”
“秦岭集团刚从水城送来一批钒铁钢,解了咱们得燃眉之急,”沈思成说,“你只管生产。
前方将士要用命去拼,我们多流点汗,算什么。”
他转身走回车间。
最大的那台车床前,一截刚车好的炮管躺在支架上,内膛的膛线在从岩缝漏下的天光里,泛着冷冽的蓝黑色螺旋光,像某种沉睡的、等待被唤醒的力量。
徒弟跟进来,欲言又止。
“说。”
“沈工,您真要……加百分之五十?现在工人们已经三班倒了,机器就没停过。
再往上加,我怕……”
“怕什么?”沈思成没回头,手指抚过炮管光滑的外壁,“怕机器散架?怕人累垮?”
徒弟沉默。
“我告诉你怕什么。”
沈思成转过身,金丝眼镜后的眼睛布满血丝,但亮得吓人:
“我怕的是,三个月后,我们的战士冲到山海关下,发现炮弹打光了,子弹卡壳了,手榴弹扔出去是个哑弹。
我怕的是,他们会因为咱们少流了汗,就得多流血。”
他走到车间门口,看着空地上渐渐散去的人群。
夕阳把太行山的群峰染成铁锈红,像一尊尊在血与火中淬炼了亿万年的巨砧。
一列火车正缓缓地靠到太原兵工厂的装卸站台。
车上正是水城历经2个月才运来的矾钢,押运领队的正是秦岭集团的销售部主管翟乡风和于福鑫。
跳下车的还有朴红枫和三十几位秦岭原第四车间的技术工人。
还有一位,正是纪儒林。
他已经接到命令,就任太原兵工厂的党代表。
沈思成笑着说:“去把下个月的生产计划表改了吧。”
沈思成说,“不是加百分之五十。”
徒弟睁大眼睛。
“加百分之百。”沈思成一字一句,“告诉全厂,从今天起,机器可以坏,人可以倒,但产量,一斤铁、一发弹,都不能少。”
徒弟深吸一口气,敬了个军礼,转身跑向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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