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末的青峰县，空气中弥漫着稻谷成熟的香气。扶贫办的小会议室里，余庆正盯着墙上的作战图——十个特别困难村的红旗旁，开始出现细密的标注：坡脚村危房改造完成87%，大山村冷库试运行，双龙村矿泉水获生产许可，岔河村砂石路通车，黑箐村染布合作社接第一笔订单……
但红旗旁也有黄圈：石硖村搬迁规划遇阻，旱谷村饮水工程资金缺口，老营盘老龄化问题突出，三家寨宗族矛盾未解，瓦窑沟产业转型艰难。
“十个村，就像十个指头，长短不一。”余庆对围坐在桌旁的同事们说，“咱们得一个一个掰直了。”
刘主任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份红头文件：“余主任，省扶贫办通知，十月中旬要开展脱贫中期督导，每个市抽两个县，我们县在名单里。”
会议室里气氛一紧。督导不是坏事，但在这个节骨眼上——十个特别困难村刚起步，十八个相对困难村还没启动，十五个基础较好村等着指导——来得不是时候。
“什么时候？”
“十月十五号到二十号，五天时间。”
“还有半个月。”余庆沉吟，“够我们把工作再梳理一遍。督导组来了，我们不怕看，就怕看不着真实情况。”
他布置任务：扶贫办全体人员分成五组，每组两个村，用一周时间驻村，把问题找准，把台账做细，把群众工作做实。
“记住，”余庆强调，“我们不是去准备‘盆景’，是去准备‘镜子’——让督导组看到真实的青峰县，真实的扶贫工作，真实的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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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庆选择了石硖村和旱谷村。这两个村的问题最棘手，也最考验工作方法。
石硖村的地质灾害搬迁项目，在规划审批阶段卡住了。新址选在后山那片平地，地质条件稳定，但涉及林地调整，需要自然资源局和林业局联合审批。
村支书石永强在电话里急得嗓子都哑了：“余主任，审批表在几个部门转了一个月，还没签完字。眼看就要入冬了，临时安置点漏风，老人们受不了啊！”
余庆到村里时，石永强正带着几个村民在临时安置点加固板房。秋风吹过山谷，发出呜呜的声响，板房的铁皮哗啦啦地响。
“余主任，您看这条件。”石永强指着四处漏风的板房，“年轻人还能扛，老人孩子怎么办？”
安置点里住了二十七户，大多是老人、妇女、儿童。余庆走进一户人家，七十多岁的老太太蜷在薄被里，咳嗽不停。
“阿婆，吃药了吗？”
“吃了，不管用。”老太太的儿子——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汉子——搓着手，“这地方太潮了，我妈的风湿犯了，咳了半个月。”
余庆摸了摸墙，湿冷湿冷的。板房不保温，山里昼夜温差大，白天闷热，夜里寒气透骨。
“搬迁审批卡在哪个环节？”
“林地手续。”石永强拿出厚厚一沓材料，“新址有六亩林地，要调整成建设用地，需要省林业厅批。县林业局说报了，但没回音。”
余庆当即给县林业局局长打电话。对方很客气，但也很无奈：“余主任，不是我们不办，是省厅那边程序严。石硖村这个项目，属于特事特办，需要专家论证、现场勘验、补平衡方案，一套流程下来，最快也要三个月。”
“三个月？”余庆的心沉了下去，“老百姓等不了三个月。能不能先批后补？先让老百姓搬出来，林地手续慢慢办？”
“这……不符合规定啊。”
“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余庆语气加重，“如果因为这个审批，老人在板房里出了事，谁来负责？”
电话那头沉默了。良久，局长说：“这样，我明天亲自去省厅一趟，当面汇报。但您也要有思想准备，林业政策是红线，不一定能突破。”
挂了电话，余庆在安置点里走了个来回。每户的情况都差不多：潮湿，寒冷，老人生病，孩子哭闹。
他做出了一个决定。
“石支书，咱们不等了。”余庆说，“先修路。从新址到村口这段路，不在林地范围内，可以先动工。路修好了，建材就能运进去，等手续一批，马上开工建房。”
“可万一手续批不下来……”
“万一批不下来，这条路就当产业路用。”余庆思路清晰，“新址那片地，不光能建房，还能发展产业。路修通了，总有用处。”
这个方案得到了村民的支持。修路不要审批，只要资金和技术。余庆从交通局协调了五万元应急资金，又从扶贫办工作经费中挤了三万。
第二天，修路工程启动。石硖村的男女老少都上了工地，挖土方，搬石头，平整路基。余庆也加入了劳动，肩挑背扛，手上很快磨出了血泡。
干了三天，进度过半。但第四天早上，出事了。
林业局执法队来了三个人，领头的姓孙，脸色严肃。
“谁让你们在这里修路的？”孙队长指着施工现场，“这是林地保护范围，未经审批擅自施工，属于违法行为。立即停工！”
石永强赶紧解释：“孙队长，我们不是破坏林地，是修产业路……”
“产业路也要审批！”孙队长拿出一份文件，“你们这个位置，属于二级公益林，动一草一木都要批。马上停工，接受调查。”
村民们围了上来，情绪激动。
“凭什么不让修路？”
“我们村都要滑坡了，你们还讲这个那个！”
“你们这些当官的，有没有良心？”
场面一度混乱。余庆站到高处，大声喊：“乡亲们，冷静！孙队长是按规矩办事，咱们要理解。”
他走到孙队长面前：“孙队长，我是县扶贫办余庆。石硖村的情况特殊，地质灾害威胁严重，二十七户村民住在临时安置点，条件很差。修这条路，是为了救命。”
“余主任，我理解您的难处。”孙队长语气缓和了些，“但林业政策是红线，谁也不能碰。这样，你们先停工，我回去向局里汇报，看能不能特事特办。”
“停工可以，但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时间表？”余庆问，“老百姓等不起。”
孙队长犹豫了一下：“这样，我下午就回县里汇报，最迟明天给答复。但在这之前，必须停工。”
余庆同意了。他安抚村民：“大家先休息一天，等消息。如果明天还没结果，我亲自去省里跑。”
下午，余庆没有离开石硖村。他让石永强把新址的规划图、地质灾害评估报告、搬迁必要性说明等材料全部整理出来，装订成册。
“余主任，您真要去找省领导？”石永强问。
“如果县里解决不了，只能往上走。”余庆说，“但这不是最好的办法。咱们再想想，有没有其他路子。”
他盯着规划图看了很久，忽然发现一个问题：新址六亩林地，但实际建房只需要四亩。另外两亩是缓冲带，按照规划要保留原有植被。
“这两亩地，能不能不动？”余庆问技术员。
“可以，但建筑布局要调整，可能影响采光和通风。”
“影响大不大？”
“不大，就是房子密集些。”
余庆立即给林业局打电话：“孙队长，如果建房面积从六亩减到四亩，只调整四亩林地，审批难度会不会小一些？”
电话那头传来翻纸的声音：“四亩的话……属于县级审批权限，不用报省厅。但还是要专家论证，还是要补平衡方案。”
“时间呢？”
“快的话，半个月。”
半个月，虽然还是长，但比三个月好多了。余庆当即决定调整规划。
他召集村民开会，把情况说明白：“六亩变四亩，房子会挤一点，但审批快，能赶在入冬前开工。大家意见如何？”
大多数村民同意：“挤点就挤点，总比住板房强。”
但也有不同意的：“凭什么让我们挤？国家政策不是说要改善居住条件吗？”
余庆耐心解释：“政策要落实，但也要结合实际。咱们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住得宽不宽敞，是有没有安全的房子住。先解决有无，再解决好坏。等将来条件好了，还可以再改善。”
道理讲通了，村民一致同意调整规划。
当天晚上，余庆带着新方案回到县里。第二天一早，他去了林业局。局长听了汇报，又看了调整后的方案，终于松口：“四亩的话，我们可以批。但你们要承诺，另外两亩林地必须保护好，一棵树都不能动。”
“我们保证！”余庆郑重承诺。
审批程序启动。余庆没有坐等，他协调自然资源局、住建局，同步开展其他手续。各部门集中办公，一站式服务，把串联审批变成并联推进。
一周后，所有手续办齐。石硖村地质灾害搬迁项目，正式获批。
消息传回村里，鞭炮声响彻山谷。石永强在电话里哭了：“余主任，成了！我们村有希望了！”
余庆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但他知道，这只是开始。批了项目，还要落实资金，还要组织施工，还要保证质量。
路，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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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了石硖村的问题，余庆马不停蹄赶往旱谷村。
这个村的名字很形象——十年九旱，靠天吃饭。村里唯一的水源是一口老井，深三十多米，出水量小，旱季经常见底。村民用水要排队，一担水等一个小时。
村支书是个五十多岁的老汉，叫田福贵，皮肤黝黑，手掌开裂。他带着余庆去看那口老井。
井边排着长长的队伍，男女老少提着水桶、挑着扁担，眼巴巴地望着井口。辘轳吱呀呀地响，一桶水提上来，只有半桶是清的，半桶是浑的。
“就这点水，要供全村一百多口人。”田福贵叹气，“洗菜水洗脸，洗脸水喂猪，一点都不敢浪费。”
余庆俯身看井里，水面在深处泛着微弱的光。井壁斑驳，长着青苔，看起来年代久远。
“打新井不行吗？”
“打过，打了三口，都是干井。”田福贵摇头，“我们这地方，地下是石灰岩，存不住水。”
“那从外面引水呢？”
“引过，从邻村引，三公里管道，花了八万。可用了一年，水源枯了，白干了。”
余庆在村里走了一圈。确实干旱，地里的玉米叶子卷曲，有的已经枯黄。村民的房前屋后，摆满了接雨水的缸和桶。
“今年收成怎么样？”
“减半。”田福贵蹲在地头，抓起一把干土，“再不下雨，连种子都收不回来。”
晚上，余庆住在田福贵家。田家也缺水，洗脸只用半盆水，洗完了还要留着洗脚。吃饭时，桌上的菜很少，田福贵的妻子不好意思地说：“余主任，没水，菜种不出来……”
余庆心里很不是滋味。在芒弄村，他解决了饮水问题；在岔河村，他协调了水源纠纷。可旱谷村的情况，比那些都难。
第二天，他请来了水利局的技术员。技术员勘测后，给出了三个方案：一是打深井，但成功率低，成本高；二是建集雨工程，但旱谷村年降雨量少，集水有限；三是从十公里外的水库引水，但投资巨大。
“最现实的是第二个方案。”技术员说，“建集雨场、蓄水池，配合节水灌溉，可以缓解，但不能根本解决。”
“投资多少？”
“一个标准的集雨工程，包括集雨场、沉沙池、蓄水池、输水管网，大概二十万。”
二十万，对旱谷村来说是天价。村里的集体收入一年不到两万，村民人均收入一千多，根本拿不出这笔钱。
余庆回到县里，开始想办法。他跑了水利局、财政局、发改局，甚至找了市里的对口帮扶单位。
“旱谷村的情况确实特殊，但专项资金有限，要排队。”水利局长说，“今年肯定排不上了。”
“那老百姓喝不上水怎么办？”
“可以先申请抗旱资金，买水送水。”
“那是应急，不是长久之计。”
奔波了三天，收获甚微。正当余庆一筹莫展时，转机出现了。
省水利厅的一位副厅长来青峰县调研，听说旱谷村的情况，很感兴趣。余庆抓住机会，带着这位副厅长去了旱谷村。
看到那口老井，看到排队的村民，看到干裂的土地，副厅长沉默了。
“这种情况，持续多久了？”
“从我记事起就这样。”田福贵说，“我今年五十六，旱了五十六年。”
副厅长在村里走了一圈，又看了水利局的方案。最后，他问余庆：“如果给你三十万，你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
余庆想了想：“三十万，可以建一个标准的集雨工程，加上节水灌溉系统，保证人畜饮水，发展十亩节水农业。”
“好。”副厅长当场拍板，“我回去协调，把旱谷村列为省级抗旱示范点，支持三十万专项资金。但有个要求——你们要做出样板，要总结经验，要可复制可推广。”
“保证完成任务！”余庆激动地说。
资金有了，技术有了，剩下的就是落实。余庆在旱谷村成立了项目建设指挥部，亲自任指挥长。集雨场选址在村后的山坡上，那里岩石裸露，汇水条件好。
九月二十八日，工程开工。
旱谷村的村民积极性空前高涨。不用动员，不用催促，每天天不亮就上工。老人搬石头，妇女运沙子，青壮年挖基坑。余庆也住在工地，和技术员一起测量，一起施工。
工程进展很快。十天后，集雨场完成；十五天后，蓄水池浇筑；二十天后，输水管网铺设完成。
十月十八日，旱谷村集雨工程通水试运行。
那天，全村人都聚集在蓄水池旁。田福贵颤抖着手，拧开了阀门。清澈的水流哗啦啦地涌出，顺着管道流向家家户户。
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用碗接了一碗水，喝了一口，眼泪就下来了：“甜，真甜……”
孩子们在水管下嬉戏，溅起的水花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田福贵握着余庆的手，久久说不出话。
“余主任，我们村……有水了。”
“嗯，有水了。”余庆也眼眶发热，“但这只是个开始。有了水，咱们要发展产业，要种菜，要养殖，要把日子过好。”
“一定！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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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日，省扶贫督导组如期而至。
带队的是省扶贫办的一位副巡视员，姓陈，五十多岁，头发花白，表情严肃。随行的有七八个人，有省里的，也有市里的。
第一天，督导组在县里听汇报，看材料。余庆做了详细汇报，不回避问题，不夸大成绩。陈巡视员听得很认真，不时提问。
“你们这个分批攻坚的思路，是怎么形成的？”
“从实践中来的。”余庆说，“一开始我们也想齐头并进，但发现资金有限，力量分散。后来走访了四十三个村，发现困难程度不一样。与其撒胡椒面，不如集中火力，先啃最硬的骨头。”
“十个特别困难村的标准是什么？”
“五条：两不愁三保障达标情况、五通七有基础条件、产业发展潜力、村干部能力、群众内生动力。我们组织评估组，一个村一个村打分，数据说话。”
陈巡视员点点头，又问：“我听说，你们在项目推进中，遇到不少阻力？”
“有阻力，也有支持。”余庆如实说，“石硖村的搬迁项目，卡在林地审批上，我们调整方案，争取特事特办；旱谷村的饮水工程，资金缺口大，我们争取省级示范项目。过程很难，但结果值得。”
第二天，督导组开始实地检查。随机抽查了三个村：坡脚村、大山村、旱谷村。
在坡脚村，督导组看了危房改造现场，走访了搬进新房的村民。那个曾经住在山洞的老太太拉着陈巡视员的手，非要让他看看新房子。
“领导您看，这是堂屋，这是卧室，这是厨房。”老太太指着屋子，“以前住山洞，黑乎乎的，现在亮堂堂的。政府好啊，余主任好啊……”
陈巡视员仔细检查了房屋质量，又看了资金使用台账，问得很细。最后，他问老太太：“这房子，你们自己出钱了吗？”
“出了力！”老太太说，“政府给材料，我们自己盖。余主任说，自家的房子自己盖，住着踏实。”
在大山村，督导组看了冷库，看了野生菌分类培训，看了和万家福超市的购销合同。岩嘎现场演示了菌子分类，讲得头头是道。
“以前混着装，一斤卖二十；现在分等级，一级菌卖八十。”岩嘎说，“余主任帮我们找销路，签合同，我们只管把菌子种好、采好。”
陈巡视员问：“你们对扶贫工作有什么意见？”
“意见没有，就是希望再多教点技术。”岩嘎憨厚地笑，“我们想学烘干技术，学包装技术，把产业做得更大。”
在旱谷村，督导组看了集雨工程，看了新通水的农户。田福贵拧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涌出。
“以前挑水排队，现在一拧就有。”田福贵激动地说，“有了水，我们准备种大棚蔬菜，养鸡养鸭，日子有盼头了。”
陈巡视员走到蓄水池边，俯身摸了摸池壁：“工程质量不错。花了多少钱？”
“三十万，省级专项资金。”
“值。”陈巡视员只说了一个字。
三天检查结束，督导组召开反馈会。陈巡视员做了总结讲话：
“这次来青峰县，我们看到了真实的扶贫工作。不完美，有问题，但扎实，有成效。特别是分批攻坚的思路，因地制宜的方法，激发内生动力的举措，值得肯定。”
他顿了顿：“但也要看到不足。十个特别困难村进展不平衡，有的快有的慢；产业基础薄弱，抗风险能力差；部分村干部能力有待提高。下一步，要巩固成果，防止返贫；要总结经验，推广做法；要提前谋划，启动相对困难村的帮扶工作。”
余庆认真记录着。他知道，这是肯定，也是鞭策；是成绩，也是压力。
督导组离开的那天，陈巡视员单独和余庆聊了几句。
“小余，你今年多大？”
“27。”
“年轻，但干得不错。”陈巡视员拍拍他的肩，“扶贫是场硬仗，也是场长跑。要有韧性，要有智慧，更要有定力。记住，老百姓心里有杆秤，你为他们做了多少，他们清清楚楚。”
“我记住了，陈巡视员。”
送走督导组，余庆站在县委大院门口。秋风起，黄叶落，又是一个季节更替。
他想起石硖村即将开工的新房，想起旱谷村哗哗流淌的清水，想起坡脚村老太太的笑容，想起大山村岩嘎的憧憬。
这一切，都还只是开始。
十个特别困难村，十个刚刚起步的希望。
十八个相对困难村，十八个等待帮扶的期盼。
十五个基础较好村，十五个蓄势待发的潜力。
路，还很长。
但就像这些村庄的名字——石硖、旱谷、坡脚、大山——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块磐石，在岁月里沉默，在风雨中坚守。
而他要做的，就是让这些磐石，在时代的浪潮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发出自己的声音。
不是轰轰烈烈，而是扎扎实实。
不是一日之功，而是久久为功。
这就是扶贫的路。
这就是他的路。
一步一步，踏实前行。
走向更远的远方，走向更坚实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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