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林瀚忙于应对股份制试点初期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时，一场关于特区经验的大讨论，正在全国范围内悄然兴起。
苏晓晴撰写的一系列关于特区改革实践的深度报道和理论文章，陆续在中央级报刊和内参上发表，系统地总结了特区在土地制度改革、引进外资、金融创新、国企改革、法制建设等方面的探索与思考。这些文章，以其翔实的案例、深刻的分析和富有前瞻性的观点，引起了巨大反响。
其中，一篇题为《从“特区实践”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实现路径》的文章，更是被多位高层领导批示，要求印发各级干部学习参考。文章巧妙地将特区的具体做法，上升到理论层面，论证了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可以有机结合，为改革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注脚。
林瀚的名字，也随着这些文章的传播，不再仅仅局限于特区或高层，开始为更多关心国家命运的知识分子和干部所熟知。他被视为改革派阵营中一位兼具理论勇气和实践能力的“少壮派”代表人物。
这种影响力的扩大，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压力。一些兄弟省市的考察团纷至沓来，希望学习特区的“真经”。林瀚热情接待，但也坦诚相告：“特区的经验有其特殊性，不能简单照搬。关键是学习我们解放思想、敢于探索的精神，结合本地实际，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
然而，也有一些保守的声音，借着股份制试点初期出现的一些混乱迹象，再次发难。他们在内部会议上指责特区“搞资本主义的一套”，“背离社会主义方向”，甚至将特区经验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联系起来。
这些争论，不可避免地传到了林瀚耳中。他没有急于辩驳，而是更加注重将特区的改革实践进行系统化的总结和理论提炼。他亲自牵头，组织力量编写《深圳特区改革探索丛书》，试图将特区几年来的成败得失，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为历史留下的一份客观的档案。
“我们要用事实说话，用成果证明。”他对编写人员说，“改革的路走得对不对，最终要靠实践来检验，靠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提高来评判。”
就在林瀚致力于将特区经验理论化、系统化的同时，一场源自外部的金融风雨，开始显现征兆。
随着特区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和国际经贸活动的日益频繁，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风吹草动，开始对特区经济产生越来越明显的影响。美元汇率的波动、国际利率的变化，都牵动着特区外向型企业的神经。
李政领导的特区发展银行，由于涉及部分外汇业务和国际结算，最先感受到了这种压力。他向林瀚汇报：“林主任，最近国际游资异常活跃，尤其是日元在广场协议后持续升值，吸引了大量热钱涌入亚洲。我担心，这种资金的短期性和投机性，可能会对包括我们在内的新兴市场造成冲击。”
林瀚敏锐地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凭借超越时代的记忆，知道这可能是九十年代末那场席卷亚洲的金融风暴的早期信号，虽然距离爆发还有时日，但风险的积累已经开始。
“我们必须未雨绸缪。”林瀚指示李政，“发展银行要立刻加强对国际金融市场的监测和分析，提高外汇风险管控能力。对企业的外汇贷款，要更加审慎。同时，以管委会名义，召集主要外贸企业和金融机构，开一个风险预警会，提醒大家注意汇率风险和短期资本流动的潜在危害。”
在这次风险预警会上，林瀚没有危言耸听，而是以扎实的数据和逻辑，分析了当前国际金融形势的复杂性，告诫企业要稳健经营，避免过度依赖短期外债和进行超出自身能力范围的金融投机。
他的预警，在当时一片“形势大好”的乐观情绪中，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一些企业家不以为然，认为林瀚过于谨慎，错过了利用国际低成本资金扩张的机会。
然而，仅仅几个月后，国际市场上一次不大不小的汇率波动，就让几家过度依赖美元贷款且未做对冲保护的特区外贸企业出现了较大亏损。事实证明了林瀚预警的价值。
这件事，让林瀚更加坚定了加强特区金融体系抗风险能力的决心。他开始思考建立地方性的金融安全预警机制和风险准备金制度。同时，他也意识到，特区的舞台已经不够，他的视野必须投向更广阔的国际金融战场。
恰在此时，一个重要的机遇降临。中央决定组建一个高规格的经济代表团，赴美国进行经贸洽谈和金融政策交流。由于林瀚在特区金融改革方面的突出表现和前瞻性视野，他被点名作为代表团成员之一。
这将是他第一次正式走上国际舞台，与全球顶尖的金融精英和决策者同台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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