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旧党侧目
暮春的早朝，紫宸殿的梁柱间还飘着昨夜雨的潮气。仁宗刚听完户部关于春耕粮价的奏报，阶下忽然转出一位身着绯色官袍的老臣，须发皆白，正是以保守着称的御史中丞刘贽。
“陛下，臣有本要奏！”刘贽出列时，朝靴踏在金砖上，发出沉闷的声响，“近日汴京盛传，府试榜首沈砚之，在白鹿书院与人论政，竟言‘经义空谈误国，实务方是根本’，此等言论，实乃离经叛道！”
他扬起手里的奏折，声音陡然拔高：“此子不过十六岁，尚未入仕，便敢妄议国政，轻视孔孟之道！若放任其言行，恐动摇国本，让天下学子皆学此浮躁之风，臣请陛下斥责其谬论，以正学风！”
殿内瞬间安静下来。朝臣们神色各异——刘贽是旧党核心人物，向来主张“祖宗之法不可变”，最恨年轻人谈“改革”“实务”。他此刻发难，明着是弹劾沈砚之，实则是敲山震虎，想打压朝堂上渐起的革新呼声。
“刘御史言重了。”一个清朗的声音响起，李之仪从列中走出，他虽只是吏部郎中，却因是苏轼门人，在新党中颇有声望。“沈砚之的策论，臣读过。其论漕运，句句切中要害；其谈水利，条条皆有实证，何来‘空谈’？”
刘贽冷笑：“不过是些农家子的见识，侥幸得中，便敢轻视经义？《论语》有云‘不学礼，无以立’，此子连根本都忘了，谈何实务？”
“周公七岁能摄政，甘罗十二岁为上卿，难道也要因其年少，便斥其‘妄议’？”李之仪目光坦荡，直视刘贽，“经义固是根本，但若只会死读经卷，不识农桑水利，不懂刑狱漕运，纵使把《论语》背得滚瓜烂熟，又能为百姓做些什么？”
他转向仁宗，躬身道：“陛下，沈砚之所言‘重实务’，非是轻视经义，而是提醒世人——经义当为舟，实务当为桨，缺一不可渡江河。昔日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亦是以‘先忧后乐’之心，行‘均公田、厚农桑’之实，从未因年轻而畏缩。”
“你！”刘贽被噎得面红耳赤，旧党官员纷纷出列附和：
“李郎中此言差矣！少年锐气太盛，若不加以约束，恐成权臣！”
“经义是治国根基，动摇不得！”
新党官员立刻反驳：
“若根基是朽木，不换何待？”
“沈砚之的《汴河水利图》，连工部尚书都赞其精准，这难道不是真才实学？”
两派争执不下，紫宸殿内的空气仿佛凝成了冰。仁宗坐在龙椅上，手指轻叩扶手，目光扫过阶下——他何尝不知，这场争论的核心，根本不是一个未入仕的少年，而是新旧两党对“治国之道”的角力。
“都静一静。”仁宗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殿内立刻鸦雀无声。
“沈砚之尚未入仕，其言或有偏激，却也道出几分实情。”仁宗缓缓道，“经义要学，实务也要懂。传朕旨意，将沈砚之的《漕运策》与《汴河水利图》发往各部，令臣工参阅。至于其言论，不必深究——年轻人有锐气，是好事，只要心术正，便该给些空间。”
这番话，既没斥责沈砚之，也没否定刘贽的担忧，却隐隐透出对“实务”的认可。刘贽张了张嘴，终是躬身领旨，只是看向李之仪的眼神，多了几分寒意。
早朝散去，朝臣们三三两两走出紫宸殿，议论声不绝。
“刘御史这是冲着新政来的，沈砚之不过是个由头。”
“李郎中那句‘周公七岁能摄政’说得好！少年有才，凭什么不能论政？”
“这沈砚之，怕是要被卷进党争里了……”
消息传到白鹿书院时，沈砚之正在整理河防笔记。同窗王敬之气喘吁吁地跑进来：“砚之，你被御史弹劾了！不过李大人帮你怼回去了，陛下还夸了你的策论！”
沈砚之握着笔的手顿了顿，笔尖的墨滴落在“淤塞治理”四个字上，晕开一小团黑。他沉默片刻，将笔记合上：“知道了。”
“你就这反应？”王敬之急了，“这可是朝堂交锋！新旧两党都盯上你了！”
“盯上的不是我。”沈砚之望着窗外的汴河，水流平静，却暗藏漩涡，“是‘实务’二字。”他想起父亲的遗训“心里装着别人”，想起李之仪赠的札记“科举重实务”，忽然明白，这场风波，从他决定用草木灰画河道图时，就已注定。
“该读书还是读书，该勘察还是勘察。”他拿起笔，在晕开的墨点旁补了句“水至清则无鱼，政至察则无徒”，字迹依旧沉稳，“他们争他们的，我做我的便是。”
夕阳透过窗棂，照在他的笔记上，那些关于水利、漕运的字句，在暮色里泛着淡淡的光。沈砚之知道，这场因他而起的交锋，只是开始。往后的路，会有更多漩涡，更多风浪，但只要笔杆握得稳，心里的方向不偏，便不怕——就像汴河的水，纵有千回百转，终要奔流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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