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翰林修撰
沈砚之走进翰林院时，晨露还凝在朱漆廊柱上。他一身青色从六品官袍，腰间系着素面玉带，比起此前的青衫布衣，添了几分清贵气，却依旧带着股泥土般的踏实——手里那册《河防初辑》的手稿，边角已被翻得起了毛边，是他连夜从客栈行李里找出来的。
“沈修撰，这边请。”翰林院典籍官引着他穿过抄手游廊，廊下晒着一排排泛黄的卷宗，风一吹，纸页簌簌作响，像无数人在低声诉说。“您负责的《历代河防志》，就设在西厢房，里面都是仁宗朝的河工档案，按年份码齐了的。”
推开门，一股陈旧的樟木香气扑面而来。靠墙的书架直抵屋顶，塞满了蓝布封皮的卷宗，最上面几层积着薄尘，显然已多年无人问津。典籍官指着靠窗的大案：“这是特意为您腾出来的位置，光线好，查阅方便。”
沈砚之谢过典籍官，反手掩上门。阳光透过雕花木窗，在案上投下细碎的光斑，他指尖拂过最上面一卷卷宗，封皮上“仁宗三年·黄河中下游河工账册”几个字，墨迹已有些发灰。
他坐下后，先将自己带来的《河防初辑》摊开，这是他在乡野勘察时手录的民间记载，里面记着仁宗元年黄河决堤时，下游百姓搭救落水孩童的细节，字里行间都是湿冷的绝望。此刻翻开，与眼前这些宫廷秘档并排而放，倒像是两个世界的对话。
起初几日，沈砚之只是按部就班地整理。他将仁宗朝每年的河防拨款、物料采购、工人工钱一一誊录，对比民间记载的决堤时间与灾情，试图找出规律。可越往后翻，眉头皱得越紧——账册上写着“某年某月，拨银五万两修堤”，民间记载却是“同月，堤溃，淹良田千亩”；卷宗里“采买石料三千方”的记录旁，百姓手札里却是“堤身用旧石填之，一冲即垮”。
最让他心惊的是仁宗七年的档案。账册上工人工钱写着“每人每日百文”，可他在民间寻访时，老河工告诉他：“那年修堤，我们干了三个月，最后只拿到三成工钱，工头说‘朝廷只拨了这么多’，谁信呢？”
沈砚之从怀里摸出个小本子，开始逐页核对。他用朱笔在账册上标记：“仁宗三年，账册拨款与实际用料差三成——疑被克扣”“仁宗五年，工头署名与吏部备案不符——疑冒领”“仁宗七年，工钱发放记录与民间口述差七成——确系盘剥”。小本子很快记满了，那些密密麻麻的朱笔字，像一道道血痕，划在光鲜的账册上。
翰林院的日子并不平静。派系倾轧像看不见的蛛网，处处缠绕。有人见他是新科状元，又是寒门出身，便想拉拢他入派，送来的“润笔费”堆在案头，被他原封不动退回；有人看不惯他受陛下青眼，故意在他查阅秘档时使绊子，要么说“此卷需内阁批文”，要么说“库房整修，暂不能取”。
沈砚之不恼，只趁着月色翻越高墙，潜进库房自己找。夜凉如水，他蹲在积尘的书架前，借着灯笼光翻阅卷宗，指尖被纸张边缘割出细口也浑然不觉。找到仁宗十年的河防密档时，他忽然停住——那上面记载着当年黄河决堤后，御史弹劾河工总督的奏折，里面罗列着“虚报工款二十万两”“强征民夫千余人”等罪状，末尾却写着“陛下阅后，批‘此事暂压，以稳朝局’”。
“以稳朝局？”沈砚之低声重复，心里像被什么堵住了。他想起民间记载里，那年决堤淹死了三百多人，其中有个叫小石头的少年，本是跟着父亲来修堤的，却再也没能回去。
他将奏折抄录下来，贴在小本子里，旁边写上小石头的故事：“仁宗十年，小石头，年十三，随父修堤，堤溃，父亡，石被卷至下游，为渔户所救，后为河工，誓要查清溃堤真相。”
白日里，他依旧端坐案前，编书、校对、与人虚与委蛇；夜里，他对着那本记满朱笔的小本子，一遍遍琢磨：“仁宗皇帝励精图治，减税、兴农、整吏治，可底下人层层盘剥，把他的良法变成了刮民脂的刀子。他难道不知道吗？还是知道了，却被‘朝局’绊住了脚？”
灯笼里的烛火摇曳，映着他清瘦的侧脸。他忽然抓起笔，在《历代河防志》的序言草稿上写道：“治河如治吏，堤溃，非水之过，人之过也；吏腐，则堤必腐，纵有明君，难挽狂澜。”
写完，他将序言稿纸抚平，与那本朱笔小本子一起锁进木箱。窗外，月光洒在翰林院的琉璃瓦上，冷冷清清，像极了仁宗朝那些被淹没的村庄上空的月色。他知道，这《历代河防志》编完之日，或许就是他与这翰林院分道扬镳之时——有些真相，不能只藏在书里，总得有人喊出来，哪怕声音会被风雨吞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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