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龙元年至天宝十四载：唐的复辟与盛世巅峰（约黄帝纪年4887—4940年，公元705—755年）
李显复位那天，长安的钟鼓敲了七通，像是要把武周的回声压下去。他站在太极殿上，只说了一句：“先把规矩找回。”他把张柬之、崔玄暐留在中枢，恢复三省六部的旧制，科举照常开科，租庸调按田与劳力征收，边军轮换、不轻易出塞。朝堂上，三省像一台被重新上油的机器：中书拟旨，门下封驳，尚书执行，法令走得慢，错得也少。
后宫里，韦后与安乐公主渐渐抬头。韦后懂文书、会断事，常替李显整理奏章；安乐公主性子烈，想要“皇太女”的名分，朝堂上因此屡起风波。李显性情宽厚，却优柔，他想平衡各方，却总在关键时刻迟疑。景龙四年，韦后与安乐公主毒杀李显，立李重茂为帝，试图效仿武则天，把权力握在手里。
临淄王李隆基在长安城里悄悄联络禁军与宗室。他知道，韦后的步子走得太急，人心未附。他在夜三更发动政变，杀韦后与安乐公主，废李重茂，迎立李旦为帝，是为唐睿宗。李隆基被立为太子，他不抢功，只把“整饬”二字挂在嘴边：整饬禁军、整饬吏治、整饬财政。
公元712年，李旦禅位，李隆基即位，是为唐玄宗。他上台第一件事，是把“纳谏”与“用贤”立成规矩。他用姚崇、宋璟为相，两人一刚一柔：姚崇善断，宋璟善守；他设“翰林学士”，在内廷起草诏令、议论政事，既补智囊，也制衡外朝；他把科举扩到更大，常科与制举并行，寒门有路，门阀让贤。
经济上，他修渠治田，推广新工具，粮食产量上去了；他规范度量衡与钱币，设转运使与仓监，大运河成了真正的“经济动脉”，江南的米、盐、丝一路北上，关中与洛阳互通有无；他整饬税制，把“租庸调”与“户税”“地税”并行，既稳财政，也给百姓留余地。城市里茶坊、酒肆、书铺林立，岭南的荔枝与西域的葡萄在同一集市出现，寻常人家也能吃上白米与细面。
文化上，他设国子监与州学，诗文与史书并重；编修《唐六典》，把官制与流程写得明明白白；他雅好音律，设“梨园”，戏曲与歌舞兴盛，长安成了东亚的文化中心。社会风气变了：崇尚节俭、鼓励读书、尊重法度，连豪强也不敢再明目张胆兼并土地。
对外，他先稳北边，再图西域。突厥内乱，他抓住时机，派李靖、李积之后的新一代将领出征，北边威胁大减；他经营西域，设安西都护府与北庭都护府，丝绸之路重开，商旅与使节往来不绝；对吐蕃，他先礼后兵，和亲与设防并用，尽量不让边患变成内耗；对渤海国与日本，他以礼相待，朝贡与贸易并行，海上通道也热闹起来。
可盛世也会生怠。李隆基晚年，渐渐把权力交给李林甫、杨国忠。李林甫善“逢迎”，也善“排异”，他把朝堂上的直言者一个个排挤出局；杨国忠靠杨贵妃的关系上位，贪权好利，把财政与军政搅得一团糟。科举依旧开科，可寒门的路渐渐被权贵堵住；大运河依旧繁忙，可赋税与徭役悄悄加重；边军依旧戍守，可节度使的权力越来越大，兵权与财权集于一身。
安禄山是范阳节度使，他懂胡语、善交际，一面在朝堂上讨好杨贵妃与杨国忠，一面在边疆招兵买马。他看着长安的繁华，也看着朝堂的腐败，心里渐渐有了异心。他联合史思明，在范阳囤积粮草、打造兵器，而长安城里，依旧是歌舞升平——李隆基沉迷于音律与酒色，杨贵妃的笑，遮住了边关的烽火。
公元755年，安禄山以“讨伐杨国忠”为名，在范阳起兵。叛军一路南下，很快占领洛阳，直逼潼关。哥舒翰守潼关，主张坚守待变，可杨国忠急于求成，逼他出战。潼关失守，长安震动。李隆基带着杨贵妃、杨国忠与后宫，连夜逃出长安，往蜀地而去。
马嵬坡前，禁军哗变。士兵们把怨气都撒在杨国忠身上，杀了他，又逼李隆基赐死杨贵妃。李隆基看着杨贵妃的尸体，泪流满面，却无可奈何——他知道，这是他自己种下的苦果。长安城里，安禄山的军队烧杀劫掠，曾经的盛世，一夜之间碎成了瓦砾。
唐的复辟与盛世，终究在权力的腐败与人心的离散中落幕。李隆基逃到蜀地，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他举起“平叛”的大旗，召集边军与藩镇，开始了漫长的平乱之路。历史的戏台，再次换了主角，可长安的钟鼓，还在断断续续地敲着——它在等待下一个能稳住江山的人，也在提醒世人：盛世不是永恒，人心才是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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