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擦黑，校场四周的火把就点了起来。风把火焰吹得摇晃，火光映在士兵们的脸上，照出一张张紧绷的面孔。
八点整，陈远山从指挥所走出来。他没穿大衣，只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军装，腰间别着驳壳枪，脚步沉稳地走向校场高台。
张振国已经带着军官们列队等候。李二狗站在前排士兵中间，双手贴裤缝，背挺得笔直。所有人都盯着高台，没人说话。
陈远山站上台子，扫视全场。五千多人站在那里，像一块铁铸的墙。
“今天早上，通信兵刘志和死了。”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清楚地传到每个人耳朵里，“他不是战死的，他是想逃。手里拿着我们的布防图，要把情报送给日本人。”
底下有人吸了口气。
“他不是第一个。”陈远山继续说，“之前被抓的那个补给员，也是通敌的。再往前，那个自称我旧友的说客，是赵世昌派来的。他们要我放人，要我低头，要我把枪口对准自己人。”
他停了一下，声音变重：“我没答应。现在，他们的人，一个都没活着走出这个营地。”
台下一片静。
“你们当中，有人在想，上面为什么要这么做？”陈远山问，“为什么自己人要拆自己人的台？”
没人回答。
“我告诉你们。”他说，“因为他们不想打仗。他们怕死，怕丢官，怕得罪日本人。他们觉得，只要低头，就能活命。所以他们克扣我们的弹药，压住我们的补给，让我们在这里饿着肚子守山头。”
他抬手指向营门方向：“你们每天进出，看到那块木牌。上面写着‘通敌劝降者，视同此例’。那是用血写的。不是我的血，是老百姓的血。”
台下有士兵低下了头。
“三天前，侦察队带回一个孩子。”陈远山说，“十二岁，从黄龙镇逃出来的。全镇三百多人，被日军推进祠堂烧死了。他躲在井底，靠抓井壁上的苔藓活下来。出来的时候，两条腿烂得露出骨头。”
他看着下面的人：“你们知道他醒来第一句话是什么吗？他说——‘叔叔，我能当兵吗？我要打死那些人。’”
有个老兵猛地抬头，眼眶红了。
“我们不是为了谁当官发财在打。”陈远山的声音响起来，“我们是为了身后那些人。你们的爹娘、兄弟、媳妇娃儿，都在山后面。要是我们退了，他们就没了。”
“昨天夜里，我查了账本。”他说，“上个月拨下来的三千发子弹，实际到手八百七十发。剩下的，被层层截留。棉衣五百套，报上来发了，可到现在还有两个连穿着单衣站岗。”
他看向军官队伍：“你们的团长、营长，有人知道这事。但他们不敢说。怕得罪人，怕丢了位置。可你们知道吗？赵世昌家的小儿子，上个月去了香港。坐的是美国船，带了三车行李。”
台下开始有人低声骂。
“我不是要你们反上级。”陈远山说，“我是要你们明白，什么叫该听的命令，什么叫该砍的刀。敌人不在天上，不在远处，有时候就在我们后方，穿着一样的军装，说着一样的话。”
他顿了顿，声音沉下去：“但我们也有人在撑。孙团长带着友军，在北岭死守三天，没让日军前进一步。八路那边，送来了两箱西药，自己都舍不得用。王德发师傅带着工匠，把报废的机枪改成了能连发的家伙。”
“我们缺东西，但我们不缺骨头。”他说，“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得守住这条线。”
台下突然有人喊：“师座！我们跟你打到底！”
是李二狗。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拔出了刺刀，举过头顶。
“打到底！”他又吼了一声。
第二个人站起来。是张振国。他抽出腰间的大刀，高高举起。
“打到底！”
第三个人、第五个、第十个……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拔枪的拔枪，举刀的举刀。
五千人的声音叠在一起，像雷一样炸开山谷。
“打到底！打到底！打到底！”
陈远山站在台上，看着眼前这片举起的武器。它们长短不一，有的生锈，有的断裂，但全都指向同一个方向。
他抬起手，全场慢慢安静。
“从今晚起，营地戒严不变。”他说，“所有岗位加倍巡查。通信班由副师长亲自接管。任何私自传递消息的，当场处置。任何临阵脱逃的，军法从事。”
他走下高台，走到队列前。一个满脸烟灰的士兵站在最前面，手里紧紧攥着步枪。
“你还记得你为啥来当兵吗？”陈远山问他。
士兵喉咙动了动：“我家在东村。去年冬天，房子被烧了。娘死在门槛上，手里还抱着弟弟。”
“那你怕不怕死？”
“怕。”士兵说，“但我更怕回去看那一片灰。”
陈远山点头，拍了拍他的肩，继续往前走。他走过每一排，看每一个人的脸。有人咬牙，有人含泪，但没人低头。
走到营门时，他停下。那块木牌刚刚刷过漆，字比原来大了一倍。
“忠勇报国，宁死不降。”
他伸手摸了摸那行字，指尖沾上未干的红漆。
远处传来一声哨响。巡逻队交接时间到了。
他转身往指挥所走，脚步没停。
刚走到一半，一名传令兵从侧面跑过来，手里捏着一张纸条。
“师座，刚收到的消息。”他喘着气，“北谷方向发现大量脚印，朝黄龙岭移动。人数不清，但有重装备拖痕。”
陈远山接过纸条，展开看了一眼。
他把纸条撕成两半，扔在地上。
然后他加快脚步，朝指挥所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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