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分局后勤科办公室的木门刚推开，就被职工家属李婶堵了门。她攥着皱巴巴的住房申请，指节发白：“于科长，您可千万帮帮我！我们家四口挤在8平米的阁楼，孩子快上小学了，连写作业的地方都没有——之前申请了三次，都被说‘排队’，这次您刚上任，能不能给通融通融？”
于晖把李婶让进办公室，接过申请单——上面盖着“待分配”的红章，日期是1982年10月，算下来等了快八个月。他翻开职工住房台账，找到李婶家的记录：丈夫是餐车的厨师，工龄五年，按分局规定“工龄满四年可申请12平米单间”，确实符合条件。“您先坐，我去问问仓库，看看有没有刚空出来的房子。”于晖抓起帆布包，里面装着父亲留下的旧笔记本——封皮上印着“哈尔滨铁路乘警队”，扉页是父亲的字迹：“做事要实，待人要诚”。
去家属院的路上，遇见退休的老列车长张启山，他正帮邻居搬煤球。“于晖，听说你升科长了？”张启山拍了拍他的肩膀，目光落在笔记本上，“你爸当年当乘警，值乘时总帮着核对职工住房信息，说‘职工住得安稳，才能好好干活’，你现在管后勤，也算接了他的心思。”
于晖愣了愣，顺着话头接道：“我正帮李婶找房子，她家里挤得厉害。”这话既自然提了父亲“乘警”的身份，又没多展开，免得再出偏差——他记着用户的嘱咐，往后尽量少提父亲，只在这种旧识对话里淡淡带过，算是补救之前的偏差。
家属院的仓库里，管理员老陈翻着钥匙串：“上月3号楼4单元空出一间12平米的，带个小厨房，就是墙皮有点掉，得刷一遍。”于晖跟着老陈去看房，推开门，阳光从木窗透进来，地上还留着之前住户的煤炉印记。“这房子行！”于晖掏出笔记本，记下“需补墙皮、换门锁”，“我让维修队明天来收拾，您跟李婶说，下周末就能搬进来。”
李婶听说能搬新家，拉着于晖的手直道谢，从布兜里掏出两个煮鸡蛋：“于科长，您真是好人！我们家老周说，以后餐车有啥活儿，您尽管吩咐！”于晖推辞不过，收下鸡蛋，心里暖烘烘的——这就是他当科长想做的事：不是坐在办公室喝茶，而是帮职工解决实实在在的难题，就像父亲当年当乘警时，总把“职工的事当自己的事”。
傍晚的青砖小院，煤炉里的蜂窝煤烧得正旺，江蕙英蹲在炉前熬玉米粥，粥香混着煤烟味飘满院。于晖坐在石凳上翻报纸，突然指着“道外区街道办招工”的版块说：“你看，街道办招‘待业青年安置干事’，要求‘高中以上学历，会记账’，正好符合你——月薪42元，每月补10斤细粮票，还发劳保手套和肥皂。”
江蕙英手里的锅铲顿了顿——这是她这周看到的第二个“正经招工”：上周区里的“个体经济服务岗”也在招人，是帮个体户办营业执照、登记台账的，同样是“街道办下属”，算“集体编制”，虽然不如国营单位稳定，但在1983年的哈尔滨，对城市待业青年来说，已经是顶好的机会了。
她把粥盛进搪瓷盆，坐在于晖对面，从抽屉里拿出两本账：一本是“蕙英商贸”的流水账（上月卖电子表、的确良布料赚了860元），一本是街道办的“招工简章”——上面写着“工作内容：协助安置待业青年，统计个体工商户信息；福利：年终发20斤带鱼票，春节有慰问品”。
“我妈以前在纺织厂当仓库管理员，总说‘有个公家身份，一辈子不愁’。”江蕙英摩挲着简章上的“集体编制”字样，声音轻了些，“小时候我总去厂里等她下班，看她领劳保用品，心里就想，以后也要找个能发肥皂、手套的工作。可现在……”她指着流水账上的红笔标注，“上海老吴说下月有批新的电子计算器，带小数点，能卖25元\/个，要是我去上班，这批货就错过了——而且我这生意，现在每月赚的比街道办一年的工资还多。”
于晖接过账本，翻到“客户记录”那页——上面记着铁路分局的几个科室订了电子表，还有电机厂家属院的邻居托她进的确良布料，说要做夏天的裤子。“你心里其实有数，对不对？”于晖把账本推回去，“你记客户需求比记考勤表清楚，算利润比算工资明白。街道办的‘安置干事’，要天天坐在办公室填表格，你要是去了，那些等着进货的老客户、那些没卖完的布料，怎么办？”
江蕙英紧紧地咬着嘴唇，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其实，她的内心并非毫无波澜——昨天，当她去街道办递交个体户登记材料时，看到那些干事们悠然自得地坐在木桌后面，手中端着搪瓷杯，悠闲地喝着茶，她的心中不禁涌起一阵羡慕之情。
她不禁想到，如果自己也能像他们那样，不用在凌晨三点就去货运站接货，不用面对稽查队的质问，解释这批电子表是通过正规渠道进货的，更不用担心下雨天会把布料淋湿，那该有多好啊！
然而，当她回忆起上周去仓库盘货时的情景，心中的想法又发生了变化。她清楚地记得，自己进的那 100 块电子表，如今已经只剩下 20 块了，而电机厂家属院的张阿姨还预订了 5 丈蓝色的确良，说是要给儿子做结婚的裤子。
想到这里，江蕙英深深地意识到，虽然那份所谓的“安稳”看起来很诱人，但与生意中的“活泛”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在生意场上，每一个决策、每一次交易都充满了变数和挑战，但也正是这些不确定性，让她感受到了生活的真实与活力。
“我不去了。”江蕙英把简章折起来，塞进抽屉最底层，“我跟上海老吴订了50台计算器，等这批货卖了，就把巷口的小铺子租下来，开个‘蕙英百货’，既卖电子产品，也卖布料——比在街道办坐班，有奔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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