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依言退到外间，在硬邦邦的长凳上坐了下来。等待的时间显得格外漫长。阳光透过高处的窗户斜射进来，在布满灰尘的光柱中飞舞。衙门里偶尔有其他的吏员或衙役经过，脚步声在空旷的回廊里回荡，更添了几分压抑感。娘有些紧张地搓着手，里正爷爷则闭目养神，显得沉稳许多。哥哥更是坐得笔直，眼神里带着对官府之地天生的敬畏。
也不知过了多久，终于听到张书吏在里间喊道：“柳里正，进来一下。”
里正爷爷立刻站起身，整了整衣服，快步走了进去。没过多久，他就出来了，手里拿着一张（半张A4纸大小）纸条，上面用毛笔写了几行字，下面盖着张书吏的私印。
“走，带你们去交钱。”里正爷爷招呼我们。
我们跟着他出了户房，沿着回廊向前走了两个门，来到一间挂着“账房”牌子的屋子前。里正爷爷轻轻敲了敲门，里面传来一声“进来”。我们推门进去，里面坐着一个戴着瓜皮帽、正在拨弄算盘的账房先生。里正爷爷将纸条递过去，账房先生看了看，又拨了几下算盘，然后报出一个数目：“共计六十两银子。其中购地款四十两，其余二十两是过户的各项税费。”
这个数目比里正爷爷之前预估的略高一些，但还在可接受范围内。我连忙从钱袋里（实则从空间）数出六个十两的银锭，放在账房先生的桌案上。他拿起银锭，逐个查验了成色，又用戥子称了重量，确认无误后，拿起一个方形的印章，在里正爷爷带来的那张纸条上用力盖了一个红印，然后递还给我们：“行了，拿回去吧。”
我们道了谢，拿着盖了红印的纸条，又回到了户房张书吏那里。里正爷爷将纸条交还给张书吏。张书吏接过，看了一眼上面的红印，点了点头，然后从书案上拿起几份已经用正式官文格式誊写清楚、并且盖上了鲜红衙门大印的崭新文书，递给了里正爷爷：“给，都办妥了。这是新的户籍证明，上面云辞画已是柳狗蛋家成员；这是新的地契，原屋及新购荒地、竹林共计xx亩，均归于柳王氏（娘）名下；这是完税凭证。都收好了，切勿遗失。”
里正爷爷双手接过那几份轻飘飘却又沉甸甸的文书，连声道谢：“有劳张老哥了，多谢！多谢！”
就在我们转身准备离开的时候，我眼角余光瞥见里正爷爷脚步微微一顿，似乎极其自然又迅速地靠近张书吏的书案旁，袖口一动，两个小巧的银角子（一两一个的）便悄无声息地滑落到了张书吏手边的卷宗下。张书吏眼皮都没抬一下，只是手指微动，将那点银光盖住了。
我心里顿时明白了。这恐怕是衙门里不成文的规矩，或者说，是里正爷爷为了让我们的事情办得更顺利，私下里打点的“辛苦费”。这二两银子，绝不是小数目，尤其是对里正爷爷这样的村官来说。我默默记在心里，打定主意，回去一定要把这钱补给里正爷爷，绝不能让他为我们的事还倒贴钱。
所有的事情都办妥了，我们一行人走出衙门，重新呼吸到外面新鲜的空气，都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抬头看看天，日头已经升到了头顶，接近正午了。
“里正爷爷，快中午了，咱们在县城里吃了午饭再回去吧？”我提议道，语气带着轻松和感激，“今天多亏了您跑前跑后，您辛苦了。”
娘也在旁边连忙附和：“是啊，里正叔，一定得吃了饭再走，哪能让你饿着肚子回去。”
里正爷爷看了看天色，也确实不早了，便没有再推辞，笑着说道：“那行吧，咱们就找个干净的小摊儿，吃碗面或者包子就行，别破费。”
“成，听您的！”我高兴地应道。
我们上了马车，让哥哥驾车去了上次吃过的那家“张记包子铺”。虽然店面依旧简陋，但此刻在我们看来却格外亲切。下了车，我朝里面忙碌的老板娘扬声喊道：“老板娘，来五屉肉包子，五碗粥！”
“好嘞！几位客官稍等，马上就好！”老板娘热情地应和着。
我们找了一张空桌坐下，很快，包子和粥就端了上来。虽然只是简单的饭食，但奔波了一上午，大家都饿了，吃得格外香甜。里正爷爷也显然放松了下来，一边吃一边和我们闲聊了几句村里的琐事。
吃完饭，我抢着结了账。然后我们坐着马车，踏上了归途。午后的阳光暖洋洋的，照在人身上有些懒洋洋的。马车平稳地行驶在官道上，来时心里的忐忑和紧张早已被成功的喜悦和轻松取代。先把里正爷爷送回了家，我们再三道谢后，才驾着马车回到了自己家。
到了家，卸下马车，把‘红枣’牵到后院喂上水和草料，这一上午的奔波和精神紧张带来的疲惫感才后知后觉地涌了上来。娘揉了揉额角，说道：“都有些累了吧？都回屋歇会儿午觉吧。”
我和哥哥都点头同意。回到各自的屋里，我几乎是头一沾枕头，就陷入了沉沉的睡眠。再一睁眼，窗外已是夕阳西沉，橘红色的光芒透过窗纸洒进来，竟然都快到晚上了。这一觉，睡得真是酣畅淋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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