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熙十二年的初夏，芍陂岸边的风裹挟着泥土与青草的气息。年过花甲的毛修之驻马高坡，望着这片曾经荒芜的洼地，如今已是阡陌纵横，稻浪翻滚。
“都尉，新垦的二千顷屯田，今岁可收谷四十万石。”年轻的屯田校尉兴奋地报告。
毛修之微微颔首，目光却投向北方。后秦高祖姚兴新丧，正是北伐良机。这些金黄的稻浪，即将化为将士们的军粮。
“传令各营，加紧收割。三个月后，大军北上。”
这是南朝屯田之始。以战养战，以田养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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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嘉七年，寿阳城头。刘义欣望着干裂的芍陂堤堰，眉头紧锁。这位新任豫州刺史深知肩上重担——淮泗前线数十万军民的粮饷，尽系于此。
“良田万顷，却因堤坏常旱，实在可惜。”老农跪地哭诉，“去岁秋旱，颗粒无收，今春已有百姓逃荒。”
刘义欣蹲下身，抓起一把泥土：“此土肥沃，岂容荒废？”他转身对随行官员道：“即日征发民夫三万，修复堤堰。另设淮南都督，专司屯田。”
一年后，芍陂重现碧波千顷。新开的渠道如血脉般延伸，将清水送入田间。逃荒的百姓陆续返乡，军屯与民屯交错分布，秋收时节，稻谷满仓。
建元二年，南齐的旌旗在寿春城头飘扬。垣崇祖奉萧道成之命，继续经营这片战略要地。
“屯田之要，在持之以恒。”垣崇祖对部下训话，“前人开其端，我等继其志。修浚芍陂，不仅要供军粮，更要安百姓。”
他创新性地将军屯与民屯结合：军人负责修缮水利、保卫边境，百姓专事耕种，收获按比例分配。一时间，边境安定，仓廪充实。
然而好景不长。永明年间，北魏铁骑南下，淮南部分地区沦陷。建康城中，尚书令徐孝嗣忧心忡忡：
“如今淮南诸镇，皆需江南漕运补给。但漕运艰涩，耗费巨大。若能使戍边将士且耕且守，自给自足，则江南可免输运之劳。”
他的奏章提出了具体方案：州郡戍主帅以下，均须参与农垦。可惜此时的南齐朝廷内斗正酣，这份富有远见的建议被束之高阁。
后梁时期，夏侯亶、夏侯夔兄弟相继经营寿阳，将屯田政策推向高峰。
夏侯亶以仁政闻名，轻刑薄赋，务农省役。他常对部下说：“屯田非只为军粮，更为安民。民安则边固。”
其弟夏侯夔更是一位水利专家。他亲率万余军人，在苍陵修筑水堰。这项工程十分艰巨，时有军士抱怨：“我等是来打仗的，不是来修渠的。”
夏侯夔与士兵同吃同住，手持铁锹与大家并肩劳作：“此堰成，可溉田千余顷，岁收谷百余万石。届时你们就不再饿着肚子打仗了。”
堰成之日，清流奔涌，军民欢呼。这一年，边境粮仓第一次出现了盈余。
至陈朝时，朝廷推出了更灵活的政策。在广州郊外，刺史欧阳頠张贴告示：
“莱荒垦辟，亦停租税！有能垦起荒田，不问顷亩少多，依旧蠲税！”
一个老农怯生生地问：“大人，若是开垦山林，真的永不纳税？”
“天子金口玉言，岂有虚假？”欧阳頠笑道，“你开多少，种多少，收多少，都是你自己的。”
岭南地区顿时掀起了垦荒热潮。“火耕水耨，弥亘原野”，曾经的不毛之地变成了良田。而在江南，“烧田云色暗，古树雪花明”，垦荒的烟火与白雪相映成趣。
太建九年的秋天，老将军吴明彻站在芍陂岸边，望着这片经营了百余年的屯田区。从刘裕到陈叔宝，五个朝代在此接力耕耘。
“将军，北周大军压境，是否收割屯田后撤？”副将请示。
吴明彻摇头：“屯田不仅是粮仓，更是根基。传令三军：且田且守，与屯田共存亡！”
战火纷飞中，金色的稻浪依然在秋风中起伏。这些由一代代人开垦的土地，见证着南朝百余年的兴衰，也支撑着这个偏安政权最后的尊严。
而在更南方的岭南，新开垦的荒地上，稻苗正绿。似乎预示着：即便王朝更替，这片土地上的生机，永远不会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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