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县公学大院里，槐树的叶子被风吹得哗哗响。树下乌压压坐满了人——前排是县、乡两级干部，中间是各村农会代表，后排挤着自发来的百姓，墙头上都骑着半大孩子。
台子上，郑廉满面春风，声音洪亮得能传到街口：
“……所以说，整风不是整人，是擦亮我们的眼睛！”他挥舞着那份《初步调查》，“我郑廉，第一个感谢组织的批评！它让我及时刹车，没有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他讲了一个时辰。从自己的“农民出身”讲到“对阶级兄弟的深厚感情”，从“团结的初心”讲到“已经采取的整改措施”。言辞恳切，偶尔哽咽，说到动情处还抹了抹眼角。
“现在，赵文翰家的地已经收回，分给了最穷的五户人家！赵明德已经进了改造班，接受思想洗礼！我自己，天天跟着孙老栓大爷下地，手上这泡——”他举起右手，手掌上确实有个新磨的水泡，“就是证明！同志们，我们新安的整风，是动真格的！”
台下响起掌声，主要是前排干部和郑廉安排的几个“积极分子”。后排百姓大多沉默，有人交头接耳。
“说完了？”坐在台侧的工作组组长——一个四十来岁、面色黝黑的中年人，叫周振山——忽然开口。他是从北疆肃风司调来的，话不多，眼神像刀子。
郑廉心里一紧，脸上笑容不变：“请周组长指示。”
“我没指示。”周振山站起来，走到台前，扫视全场，“我就是想问问，在座的乡亲们——郑主任说的这些，你们认不认？”
场下一片寂静。
“这样吧，”周振山从怀里掏出个小本子，“我念几个名字，点到的同志，上来说两句。孙老栓，来了没？”
墙根底下，孙老栓慢吞吞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在众人注视下走上台。他没看郑廉，接过周振山递过来的铁皮喇叭，咳嗽两声。
“郑主任说，他天天跟我下地。”孙老栓开口，声音沙哑，“是，来了三天。第一天，扶犁走了半垄，手上磨个泡，晌午就回去了。第二天，坐田埂上跟赵家庄的赵四唠嗑——赵四是赵文翰的本家侄子。第三天，没来，说开会。”
郑廉脸色变了：“孙大爷，我那泡……”
“泡是真的。”孙老栓打断他，“可郑主任，你下地是干活，还是给人看？”
台下嗡地一声。
“还有，”孙老栓从怀里摸出个皱巴巴的本子，“你说赵文翰家的地收了，分给五户穷人。是哪五户？村东头赵大傻家，他光棍一个，脑子不清楚，分给他三亩，他转头二十斤小米就‘卖’给赵文翰家的长工了——地契都没过户，就是白送。为啥？因为赵大傻欠赵家长工的钱，是赵文翰‘帮他还’的。”
郑廉额头冒汗：“这事我不知情……”
“你不知情？”孙老栓翻本子，“那‘新安各界协进会’，你知不知情？”
郑廉瞳孔一缩。
周振山适时开口：“孙大爷，你说说，什么是‘协进会’？”
“郑主任牵头弄的，”孙老栓声音大了些，“说是‘团结各界人士，共谋发展’。会员三十来个，有旧乡绅、有商人、有几个识文断字的先生——哦，还有三个咱们的干部。人会费，一人两斗麦子。每月开一次会，在赵文翰家老宅，好酒好菜。”
台下彻底骚动了。
“协进会干了两件事，”孙老栓伸出两根手指，“第一件，定了个‘新安工商业发展建议书’，里头说，为了保护‘本地工商业’，应该限制‘外来行商’——尤其是北疆来的货郎，说他们‘冲击本地市场’。第二件，推举了五个人进‘县政咨询小组’，这五个人里，四个是旧乡绅商贾，就一个是咱的人，还是管文艺宣传的。”
一个农会代表忍不住站起来：“那咨询小组开会，我们农会怎么不知道？！”
“因为人家不开大会，”孙老栓冷笑，“开小会。在赵家书房开，郑主任主持。决议写个简报，往各乡一发——字儿印得小，咱老农民看不懂，也没人念给咱听。”
郑廉急了：“孙老栓！你这是污蔑！协进会是民主协商……”
“民主？”台下后排，一个瘸腿老汉忽然拄着拐站起来，是陈三，“郑主任，赵家庄修水渠，要从我家祖坟边上过，我不同意。赵文翰带协进会的人来找我，说‘少数服从多数’，说‘不能因为你一家，耽误全庄灌溉’。我说要开村民大会表决，他们说‘协进会已经代表了民意’。后来水渠硬修了，把我家坟头刨了一半——郑主任，这就是你的民主？！”
场面炸了。
一个个百姓站起来，控诉那些在“团结”名义下受的委屈：儿子想进公学，名额被协进会子弟顶了；家里多养了两只鸡，被说“有资本主义尾巴”；卖粮给北疆货郎价钱高，被本地的“协进会商户”压价……
郑廉站在台上，汗如雨下。他精心准备的“整改报告”，在具体的人、具体的事面前，碎得像个纸灯笼。
周振山等声音稍歇，缓缓开口：
“郑廉同志，你现在回答我——也回答所有新安的乡亲。”他盯着郑廉，“你要团结的，究竟是人，还是阶级立场？”
“赵文翰交出五十亩地，留下二十亩，他还是地主吗？是。他的儿子进公学教书，传播的还是‘君君臣臣’，那他和我们是一条心吗？不是。”
“你搞协进会，把乡绅商贾请进来，给他们话语权，让他们定规矩——那贫农、雇农、手工业者，他们在哪儿？在台下听着，还是连台都上不了？”
郑廉嘴唇哆嗦，说不出话。
周振山转向全场：“同志们，整风要整明白的第一个道理就是——团结，是有阶级性的。我们团结一切愿意反抗压迫的人，但绝不团结还想继续当老爷的人！我们团结的是他们的进步立场，不是他们那个人，更不是他们口袋里那点‘捐粮’！”
台下，长久沉默后，爆发出真正的、山呼海啸般的掌声。
孙老栓看着郑廉灰白的脸，轻声说了句只有自己能听见的话：
“戏演砸了。”
沭阳县的会场，气氛截然不同。
像一口烧滚的油锅，随时要炸开。
王铁柱站在台中央，脖子上的青筋直蹦，唾沫星子喷出老远：
“……我就问一句！我们沭阳，贫雇农比例全北疆最高！斗争最坚决！分地最彻底！现在说我们‘左’？说我们‘唯成分论’？！”他一把扯开衣襟，露出胸膛上一条狰狞的刀疤，“这道疤，是打颍川太守时留下的！老子流血的时候，有些知识分子还在书斋里之乎者也呢！”
台下，他的支持者们轰然叫好。
“王铁柱说得对！”
“不能寒了贫雇农的心！”
工作组组长李岩——一个戴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的中年人，静静等声浪过去，才开口：
“王铁柱同志，没人否认你的功劳，更没人否定贫雇农是革命主力。文件批评的，是方法。”
“什么方法？！”王铁柱瞪眼，“对阶级敌人，就要狠！就要彻底！中农？中农就是墙头草！今天拥护土改，明天粮食涨价，他就能把余粮藏起来，就能想着雇长工——这就是潜在的富农！不趁早打压，等他们成了气候，再收拾就晚了！”
“哦？”李岩推了推眼镜，“那请韩江同志上来说说。”
“我叫韩江，富农出身，”他开口，声音有点抖，“但我十六岁就离家求学，在北疆农学院学了三年作物栽培。去年毕业，自愿申请来沭阳，想推广新式堆肥法和良种。”
王铁柱冷笑：“然后呢？推广了吗？”
“推广了三个村，”韩江低下头，“然后……然后王铁柱说，富农子弟推广的技术，肯定是‘坑害贫雇农的毒草’。说我‘用技术伪装，企图破坏生产’。把我关起来审了七天，让我承认是‘阶级敌人派来的细作’。”
台下哗然。
“我没有承认，”韩江抬起头，眼圈红了，“他们就把我下放到最苦的石坨子村劳动，不许我再碰技术工作。我带来的良种——是从北疆试验田精选的，能增产两成的麦种——被王主任下令，‘全部烧掉，以免污染贫雇农的庄稼’。”
李岩插话：“烧了多少？”
“三百斤。”韩江声音哽咽，“石坨子村的村长偷偷藏了十斤，种在自家后院。秋收时，那十斤种的产量，比普通麦种多了快一半。村里人看着眼红，可……不敢说。”
王铁柱脸色铁青：“胡说！哪有这种事！”
“有没有，”李岩平静地说，“请石坨子村的孙大牛同志上来说。”
一个精瘦黝黑的老农畏畏缩缩上台，手里捧着个布包。他打开布包，里面是两种麦穗——一种干瘪，一种饱满。
“这瘪的，是咱村的老种。”孙大牛声音小，但全场安静，听得清楚，“这饱的，是韩技术员那十斤种收的。我家后院三分地，老种打了四十斤，这种打了五十八斤。”他顿了顿，“村里人都知道，可王铁柱派人传过话，谁种‘富农的种’，就是‘立场不坚定’。”
王铁柱吼道：“增产又怎样？！思想坏了，产量越高危害越大！”
“王铁柱！”台下后排，一个中年妇女猛地站起来，是石坨子村的妇联主任，“我问你，我男人前年修水渠摔断了腿，干不了重活。家里五个娃，就我一个劳力。我想多养两只羊贴补家用，你们农会的人说，‘想当富农婆’？把我家羊羔子牵走了，说‘割资本主义尾巴’。王铁柱，我家都快饿死了，尾巴在哪儿呢？！我就想让孩子吃顿饱饭，这就不是革命了？！”
另一个老汉站起来：“我家是中农，祖上勤俭，攒下三亩好地。土改时我主动献出一亩，支持革命。可王铁柱派人来，说我家‘有富农倾向’，把我家多出的一头驴、两架犁都‘征用’了，说是‘防止阶级分化’。可那驴是借了高利贷买的啊！东西被拿走了，债还在！我儿子现在白天干集体的活，晚上偷偷给人扛活还债——王铁柱，这就是你要的‘纯洁’？！”
控诉像潮水一样涌来。
有中农因为多养了几只鸡被批判；有贫农因为跟中农女儿结亲，被说“阶级界限模糊”；有村里的小学教师，因为讲课时引用了一句“有教无类”，被扣上“宣扬阶级调和”的帽子……
王铁柱起初还争辩，后来脸色越来越白。他忽然发现，台下那些曾跟着他振臂高呼“越穷越革命”的贫雇农兄弟，此刻很多都沉默着，眼神复杂地看着他。
李岩等声音稍歇，走到台前：
“王铁柱同志，还有所有沭阳的同志们，请大家想清楚——”
“革命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穷人永远穷，以保持‘纯洁’吗？不是！是为了让所有受苦的人，都能过上好日子！”
“中农，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是劳动者。他们可能有些私心，可能有些摇摆，但我们要做的，是教育和团结他们，不是把他们推到对立面！”
“技术，没有阶级性。谁能增产粮食，谁能让百姓吃饱，谁就是好技术！韩江同志带来的良种，能多打粮食，这就是对革命最大的贡献！你因为他的出身，就否定他的一切——这和旧社会的‘血统论’有什么区别？！”
“革命性，不是看你喊多响的口号，不是看你斗争多狠——是看你为老百姓解决了多少实际困难！是看你能不能让大家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他顿了顿，声音沉下来：
“王铁柱同志，你胸口那道疤，是光荣的。但你用这道疤当盾牌，拒绝听批评，拒绝改正错误——这是在消耗你的光荣，是在辜负当年为你挡刀子的战友！”
王铁柱浑身一震，踉跄后退一步，扶住了桌子。
台下死寂。
新安，郑廉宅邸的后院小门被轻轻敲响。门开，闪进三个人影——都是协进会的核心成员。
“郑公，怎么办？”一个乡绅声音发颤，“今天这场面……姓周的这是要往死里整啊！”
郑廉坐在暗影里，脸上已没了白天的慌乱，只有阴冷：“慌什么。整风？那就让它变味。”
他压低声音：“你们去办几件事。第一，放出风声，就说——这次整风，是陈烬社长要‘清洗老干部’，要‘给北疆来的嫡系腾位置’。尤其要说，郑廉是因为‘抵制北疆货郎垄断’，触犯了某些人的利益，才被针对。”
“第二，找几个信得过的‘苦主’，去各村哭诉，就说工作组‘严刑逼供’，‘强迫他们诬告郑主任’。要说得真，眼泪要掉。”
“第三，”他眼神狠戾，“派人去沭阳，接触王铁柱那边的人。告诉他们——新安和沭阳，唇亡齿寒。今天整我郑廉，明天就轮到他王铁柱。我们得抱团，得让上面知道，基层干部不是好欺负的！”
“可……王铁柱那莽夫，能听我们的？”
“他会听的。”郑廉冷笑，“他现在最怕什么？怕失去‘贫雇农代言人’的身份。我们就帮他塑造这个身份——说他是‘被知识分子打压的无产阶级硬汉’，说整风是‘秀才要夺工农的权’。这些话，他爱听。”
三人领命而去。
郑廉独自坐在黑暗里，手指轻轻敲着桌面。
整风？他太了解这种运动了。起于青萍之末，终于一地鸡毛。只要把水搅浑，把矛盾从“具体错误”上升为“路线斗争”、“派系倾轧”，最后就会不了了之。
他甚至已经想好退路——如果真顶不住，就“深刻检讨”，把责任推给“对政策理解偏差”，再捐出一批粮食“支援前线”。苦肉计加利益输送，总能保住位置。
毕竟，他“团结”了那么多人。那么多人，和他坐在一条船上。
同一片夜色下。
沭阳，王铁柱把自己关在屋里，桌上散落着酒瓶。
他脑子里反复回响着白天的画面——孙大牛捧着的两种麦穗，韩江通红的眼圈，那个妇联主任声嘶力竭的质问……
还有李岩最后那句话：“这是在消耗你的光荣。”
“我错了吗？”他对着空屋子喃喃，“我真的……错了吗？”
门被敲响。是他最信任的副手，也是串联的骨干之一。
“王哥，新安那边来人了。”副手低声说，“郑廉递话，说整风就是冲咱们这些‘泥腿子干部’来的。说北疆那帮喝过墨水的，早就看咱们不顺眼了，要借机把咱们都换掉。”
王铁柱猛地抬头，眼睛布满血丝：“他真这么说？”
“千真万确。还说，咱们要是倒了，以后贫雇农就再也没人替他们说话了。”
王铁柱攥紧拳头。
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就会疯狂生长。他想起工作组里那几个戴眼镜的，想起韩江那文绉绉的样子，想起文件里那些他看不太懂的术语……
难道，这真的是一场针对“我们”的清洗？
“王哥，郑廉说，咱们得联手。他那边有乡绅商贾支持，有舆论；咱们有贫雇农基础。只要拧成一股绳，上面就不敢轻易动。”
王铁柱沉默良久，抓起酒瓶灌了一大口。
“让我……再想想。”
深夜，龙骧谷的窑洞里，油灯还亮着。
周振山和李岩的汇报已经送到。孟瑶念着，陈烬闭目听着。
“新安，郑廉开始反扑，散布谣言，试图串联沭阳。”孟瑶总结，“沭阳，王铁柱思想激烈斗争，有被拉拢的可能。基层群众开始觉醒，但中间派干部还在观望。”
陈烬睁开眼，走到墙边挂的北疆地图前，手指划过新安、沭阳。
“第一阶段‘惊雷’，炸醒了群众。”
“第二阶段‘交锋’，撕开了伪装。”
他转身，“现在，进入第三阶段——分化。”
“郑廉这类人，是不会真心悔改的。他们擅长的是变形和隐藏。王铁柱这类人，本质不坏，但被错误思想和自身局限困住了，需要拉一把。”
他坐下，提笔写信：
“给周振山、李岩回信。指示如下——”
“第一，对郑廉及其核心团伙，继续施加压力，搜集其串联、造谣的确凿证据。但暂不逮捕，让他表演，让他把‘假革命’的面具，自己彻底撕下来。”
“第二，对王铁柱，要‘冷一冷，暖一暖’。暂时不逼他，让群众的声音去影响他。同时，派人接触那些开始反思的追随者，鼓励他们站出来，和王铁柱谈心。”
“第三，最重要的一点——立刻在两地，组织‘生产自救讨论会’。不谈路线，不谈斗争，就谈一个事：怎么让地里多打粮食，怎么让乡亲吃饱穿暖。让韩江这样的技术员上台讲科学种田，让孙老栓这样的老农讲实际经验。把所有人的注意力，拉回最根本的问题上。”
孟瑶记录着，眼睛亮了：“釜底抽薪？”
“对。”陈烬放下笔，“郑廉为什么能蛊惑人？因为他把整风描绘成‘权力斗争’。王铁柱为什么有市场？因为他把‘革命’抽象成了口号。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所有人明白——”
“革命，不是台上谁的嗓门大，不是文件里谁的名字被批评。”
“革命，是孙老栓家多收的那一斗粮，是孙大牛家孩子能多吃的一口饭，是韩江的麦种能活人，是那个妇联主任能放心养羊。”
“谁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谁就是真革命。谁在阻碍这个目标，无论他打着什么旗号——都是假革命。”
真金与锈铁，将在淬火中现出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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