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商会发起抵制日货的决议，迅速扩散至整个吉林乃至更远的商界和民间。决议形成的次日，《公民日报》头版便以整版篇幅刊登了《告全体同胞书》及抵制日货的详细倡议，言辞恳切而悲壮，将日本通过铁路运价进行经济压迫的事实公之于众，呼吁全体中国人用手中的消费权进行反击。
一场声势浩大的经济反击战，就此打响。
吉林、长春、哈尔滨等主要城市的中国商号，无论是牛家的源升庆，还是益发合、泰发合等，均严格遵守商会决议，第一时间下架了所有日本商品，停止进货。店铺门口甚至贴出了“本店概不经销日货，专营国货精品”的告示。
更令人振奋的是，广大消费者给予了空前热烈的响应。受《公民日报》等媒体的宣传影响，加之平日对日人骄横的不满积累，民众的民族意识被激发。“不买日货，用国货！”成为许多市民，尤其是知识青年和普通劳动者的自觉行动。往日里生意兴隆的日货商铺，如今门可罗雀；而经营国货的店铺，虽然品类或许不如日货新颖，却迎来了比往日更多的顾客。
一直将东北视为重要销售市场和原材料来源地的日本商社，如三井物产、三菱商事等，猝不及防。他们的棉纱、布匹、五金、百货、化学制品等商品库存迅速积压，资金无法回笼，损失惨重。这些商社原本指望通过操控南满铁路运价，抬高中国对手的成本，从而挤占市场，没想到中国商界的反击如此迅速、团结和猛烈，竟是直接掀了桌子，让他们“高运价”策略失去了实施的对象——市场都没了，运输成本再低又有何用？
面临巨额亏损和经营压力的日本商人们坐不住了。他们不再关心什么帝国的“威严”和长远战略，他们只关心自己的钱袋子。很快，日本驻奉天领事馆的门槛几乎被前来抗议和诉苦的日本商人踏破。
在三井物产奉天支店长的带领下，一群愁眉苦脸的日商代表，围住了领事森泰二郎。
“森泰领事！必须立刻想办法！我们的货物堆积在仓库里发霉，支那人联合起来抵制我们的商品，再这样下去，我们在满洲的经营就要毁于一旦了！”三井支店长语气激动，早已失去了往日的从容。
“是啊，领事先生！我们小会社更是经不起这样的风浪，库存积压，资金链马上就要断了！”
森泰二郎被吵得头晕脑胀，试图维持威严：“诸君，冷静！这只是支那人一时的意气用事，很快就会过去。我们要维护帝国的尊严……”
“尊严？”三井支店长几乎是吼着打断了他，他挥舞着一份报表，“森泰领事！看看这份损失报告！尊严能弥补我们的亏损吗？如果失去了中国市场，我们在满洲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运价再低，没有生意，又有什么用处？！请您立刻、马上与中方交涉，解决运价问题，恢复市场秩序！否则，我们无法向东京本部交代，也无法向国内的股东们交代！”
商人们的怒火和现实的经济压力，如同两座大山，压得森泰二郎喘不过气。他最初的傲慢在此刻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焦头烂额。他既要维护日本在外交上的“强硬”姿态，又无法承受日本工商业界得巨大经济损失和政治问责。在国内商界强大的压力下，他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寻求与徐世昌的再次接触。
森泰二郎派人向总督府递话，表示愿意“重新评估”南满铁路的运价问题，并“试探性”地提出了可以下调5%到10%的幅度，希望以此换取中方平息抵制运动。
然而，此时的徐世昌，已然掌握了绝对的主动权。他对日本商界的困境了如指掌。5%到10%的降幅，对于饱受盘剥的中国商号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根本无法平息众怒，也远未达到公平的标准。
“告诉森泰领事，”徐世昌对吴笈孙淡淡吩咐道，“本督近日公务繁忙，无暇会面。至于运价之事，中国商界民怨沸腾，非区区百分之十所能平息。若无更具诚意的举措，恐怕这抵制之风，非但不会停止，反而会由吉林蔓延至奉天、黑龙江，届时局面恐更难收拾。”
这番通过吴笈孙放出的风声，如同一盆冷水，浇在了森泰二郎头上。“吊起来打”的策略清晰无比：日方不拿出真正有分量的让步，中方绝不会轻易罢休。
日本外务省方面同样不愿轻易放弃既得利益，他们向软弱的清廷外务部施加了压力，要求其“约束地方，勿要破坏邦交”。这使得徐世昌也面临一定的上层压力，无法将日方逼至绝境。
在经过几轮艰苦的拉锯后，森泰二郎最终获得了有限的授权。他再次，也是最后一次，坐在了徐世昌的谈判桌前。
此时的森泰二郎，早已没有了初次交涉时的傲慢，脸上只剩下疲惫与无奈。
“总督阁下，”他艰难地开口，“经过我方的慎重‘评估’，并考虑到维护贵我双方商业往来之大局，满铁方面愿意……将针对贵国主要商号的铁路运价，在现有基础上，整体下调……百分之二十。”
他没有提完全公平，因为那是不可能的。百分之二十，是他在国内压力和现实困境下，能争取到的最大让步，也是日方能够接受的底线。
徐世昌心中明了，这已是目前形势下能取得的最佳结果。虽然未能完全抹平那百分之四十的差距，但百分之二十的降幅，对于牛子厚等中国商号而言，已是极大的利好，足以显着降低成本，提升竞争力。若再僵持，清廷中枢的压力他也难以承受。
“既然贵方展现了诚意，”徐世昌缓缓开口，“本督亦会尽力劝导商界，平息事态。望贵方恪守承诺，勿再生变。”
虽然未能实现完全公平，但这百分之二十的降幅，是用中国商界的团结和勇气拼杀出来的，来之不易！它不仅仅意味着运营成本的下降，更象征着中国商人面对强权时，第一次通过自身的联合行动，迫使对方低下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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