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皮屋顶在正午的暴晒下发出持续的、令人烦躁的嗡鸣，室内闷热得像一个蒸笼。空气中混合着铁锈、汗水和尘土的味道。马汉成、方舟、潘阳被关在这间位于意大利“欧罗巴”测控站边缘的临时羁押室里，已经第三天了。
自由？那是一种奢侈的回忆。他们的车辆被开到站内深处停放，随身背包、勘测仪器、相机，甚至腕表都被收走。门口二十四小时有人轮班看守，窗户焊着结实的铁条。潘阳那台理论上能与使馆取得联系的车载电台，随着车辆一起，远在百米之外，且大概率已被搜查或断电。刘明辉大使临行前的私下嘱咐——“遇到紧急情况，利用车台呼叫”——此刻成了遥不可及的希望。
方舟的情况最让人揪心。左腿小腿上那道被狼犬撕裂的伤口，在缺乏及时妥善处理、加上这恶劣环境的影响下，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红肿，边缘开始溃烂，伴有低烧。疼痛让他时而清醒，时而昏沉。马汉成和潘阳除了精神上的高度紧张和些许皮外伤，暂时无虞，但看着同伴痛苦，自己又身陷囹圄、前途未卜，这种无力感每分每秒都在啃噬着他们的意志。
马塞洛·马斯楚安尼并非虐待狂。相反，他表现出一种克制的、甚至是略带疏离的“礼貌”。他派人送来了基本的饮食饮水，甚至第二天还给了方舟一些口服抗生素和简陋的敷料。但这种“照顾”更像是一种风险评估后的策略——确保人质的基本生存，避免事态因健康问题急剧恶化而失控。他掌握着绝对的主动权，三人的命运，某种程度上系于他一念之间。
马塞洛自己的处境也颇为微妙。作为这个日渐边缘化的海外测控站负责人，他心中的天平一直在摇摆。罗马总部那边，关于压缩海外非核心站点经费、甚至考虑逐步撤出的风声已经传了很久。非洲这片土地，对如今的意大利航天局而言，政治象征意义或许大于实际技术价值，而维持这个存在感微弱、又因历史协议问题与驻在国关系别扭的站点，成本不菲，麻烦不断。
他渴望调回罗马，进入总部核心部门，那才是事业上升的通道。但回去之后呢？机关里人际关系复杂，位置一个萝卜一个坑，没有过硬的功绩或背景，很可能被安排个闲职，前途黯淡。继续留在这里？经费短缺，设备老化，与纳米比亚当局若即若离的摩擦，还有手下这些士气不高的队员……同样是泥潭。
眼前这三个中国人的意外闯入，以及后续核实中隐约浮现出的、他们背后所代表的中国航天合作项目，像一颗石子投入他沉寂的思绪之潭，激起了别样的涟漪。扣押他们，最初是基于安全规程和对“闯入者”的本能反应。但几天下来，最初的恼怒平息后，精明的盘算开始占据上风。
他再次提审了马汉成，这次地点换在了他有一扇小窗、能看见部分天线阵列的办公室。条件依旧算不上好，但比羁押室强。
“马先生，方先生的伤势，我们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马塞洛的开场白依旧平淡，“但这里的医疗条件有限，拖延下去，感染风险很高。”
马汉成看着他，没有接关于伤势的话茬，那像是乞怜。他直接问：“马斯楚安尼先生，我们的身份和意图已经澄清。这是一场意外导致的误会。贵方打算何时依照国际惯例和基本人道主义，结束这种非法的扣押？”
马塞洛身体向后靠了靠，手指交叉放在桌面上。“‘误会’……这个词很有趣。在敏感区域，任何未经授权的接近都可能被解读为多种意图。结束扣押，需要完成必要的安全评估，也需要……合适的处理方式。”他话锋一转，语气里带上一丝不易察觉的探究，“我注意到，你们的勘探活动，似乎指向建立某种长期的技术设施？这很有趣。纳米比亚的天空，正在变得拥挤吗？”
马汉成心中一凛，对方果然在试探。他保持着面无表情：“这是中国与纳米比亚政府之间的合作项目细节，我无权在此讨论。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获得自由和必要的医疗救助。”
“当然，自由和健康很重要。”马塞洛点了点头，仿佛很赞同，但随即又道，“不过，在非洲从事这类高技术项目，挑战很多。场地选择、基础设施、通信保障、甚至……与既有设施的潜在频率干扰或协调问题。”他看似随意地扫了一眼窗外自家的天线，“有些经验，是花钱也买不到的。”
这次，马汉成听出了更深的意思。对方不是在单纯威胁或炫耀，而是在隐晦地展示一种“价值”，或者说，一种“可能性”。这个意大利人，在掂量他们项目的分量，也在掂量自己手中这个日渐鸡肋的站点，是否能与这个新来的、充满不确定性的力量发生某种关联，从而为他个人或这个站点的未来，寻得一丝转机。
但这只是模糊的感觉。主动权依然在马塞洛手中。他可以选择继续扣留，以“调查”为名无限期拖延；也可以因为觉得麻烦或风险大于收益，而找个借口将他们移交给纳米比亚地方当局（那可能意味着更不可知的程序）；当然，他也可以基于某种复杂的计算，选择释放。
接下来的两天，成了煎熬的拉锯。方舟的伤情没有好转，低烧持续。潘阳焦虑不堪，几次试图与看守套近乎或观察环境寻找漏洞，都收效甚微，反而因为一次试图靠近隔离区边缘而被严厉警告。马汉成则利用每次有限的见面机会，与马塞洛进行着这种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的对话。他谨慎地透露足够表明项目正规性和重要性的信息，但绝不涉及核心；他坚持要求立刻释放和就医，但语气控制在坚定而不激怒对方的范围内。
他也能感觉到马塞洛的犹豫。意大利人有时会显得烦躁，抱怨总部回复迟缓，抱怨站点维护经费捉襟见肘；有时又会若有所思地问起中国航天发展的速度，问起在海外建站通常考虑哪些因素。这种矛盾的表现，恰恰印证了他处境的尴尬和个人意图的摇摆。
直到第四天下午，事情出现了细微的转机。一名看守在送水时，趁同伴不注意，极其快速地将一个小纸团塞进了潘阳手里，随即若无其事地离开。潘阳心脏狂跳，背身打开，上面用潦草的英文写着：“车台可能未被彻底检查，电池盒底。” 没有署名。
这是内部有人递消息？还是马塞洛的某种试探？潘阳无法判断。但这是几天来唯一的、具体的希望。他悄悄将信息告诉了马汉成。
马汉成沉吟良久。风险极高。如果这是陷阱，试图联系外界的行为可能成为对方加重指控的借口。但方舟的伤情不容再拖，坐以待毙的绝望感也越来越强。
“等待机会，”马汉成低声道，“但不要主动要求去见车。如果……如果马斯楚安尼下次来，态度有进一步松动，或许可以尝试提出，我们需要车上的个人药品或某些重要但不涉密的文件作为由头。”
他们把希望，寄托在马塞洛那复杂难测的权衡天平上，寄托在那不知真伪的纸条信息上，也寄托在刘明辉大使在外围可能已经展开的、他们无从知晓的努力上。铁皮屋外的非洲烈日依旧灼人，而屋内的三人，在困境中坚守着，等待着那一丝可能从缝隙中透进来的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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